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第一章隐蔽的真相 *************** 　　在全国，乌金悲剧仍在继续。10月22日，记者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发现，就在大平煤矿“10?20”瓦斯爆炸事故发生的同一天，全国还发生了两起煤矿重大事故：河北省武安德盛煤矿发生透水事故，瞒报23人，现仍有29人下落不明；重庆松藻矿务局逢春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2人死亡1人失踪。 --------------- 第1节走不出矿井看不到阳光(1) --------------- 　　他们走不出矿井他们看不到阳光 　　那些不幸的人们，有的已经死去，有的生死不明。 　　一样不幸的，是被一根粗绳挡在矿区之外的家属。他们在哭，声音嘶哑。 　　从清晨到黑夜，再到清晨，数百名矿工家属一直被挡在警戒线外面。关于死亡，他们没有太多的消息。他们不知道亲人在哪里。 　　那些不幸的人们 　　这已经是河南大平煤矿事故发生后的30多个小时。除了找到的66具尸体，他们一无所知。 　　起初的时候，他们还能偶尔听到救护车呼啸而来的声音，但现在，救护车越来越少。他们急切的目光，也在一点点黯淡。 　　与他们一样，很多矿工家属正在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臃肿的眼睛、苍白的脸，以及沉重的步伐。一位现场指挥者告诉记者：“我们已经通知家属，现在很多家属正在往矿区赶。” 　　据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局长李恩东介绍，大平煤矿发生岩巷瓦斯突出事故后，井下作业的446人中共有298人安全升井，其中21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148人被困井下。除目前已经发现66名遇难矿工遗体外，尚有82名矿工下落不明。这些矿工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的33个县，以河南籍矿工为主。其中仅河南郑州各区县便达68人，南阳市内乡县23人。其中95％的人员为农民合同工。 　　现场抢险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这次遇难的矿工许多是亲属，有的是父子、叔侄，有的是兄弟，有的来自一个家族。 　　“一个家就这样毁了。”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呆坐在地上，脸色疲惫而苍白。他告诉记者，他10月21号中午听到矿上出事，就从郑州赶来，现在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他说，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时，他的弟弟正在井下，30多岁的健壮汉子，全家人的支柱，此刻却生死未卜。 　　在不远处，一个三四岁样子的孩子坐在母亲的腿上。他还无法意识到死亡对于他的意义。还无法体会母亲的悲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被困井下的爸爸，也许已经离他而去。 　　在距离副井入口几百米的采煤二队矿工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一位呆坐在屋里的矿工，他已经在大平矿上干了十几年。这位矿工话音沉沉：“我没有照顾好两个侄子。”说完，便把头深深埋进两腿之间，痛哭不已。据了解，他的大侄子在大平矿采煤一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尸体已经被抬出井口。而小侄子还在井下，至今生死不明。 　　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场并没有想像的那样骚乱和喧闹。面对死亡，很多人都在沉默，焦虑而静默地等待。只是偶尔有车辆出入，大家都立刻站起来，希望能够听到关于亲人的消息。 　　“被困矿工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黄毅说。 　　事实上，矿工家属何尝不知道这一点？ 　　黄恰好与记者同机抵达郑州。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因瓦斯事故被困的矿工，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当前要做的是，尽快找到矿工下落，给家属一个交代。” 　　据他介绍，事故发生后，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监察部陈昌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已经于21日上午8点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各种营救行动也全面展开。目前已有上千名救护抢险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在矿区，记者看到数不清的救援车辆进进出出。据现场一位人员介绍，下井救援队员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一位刚从井下上来的救护人员说：“瓦斯浓度太高，井下出事后，又发生了坍塌、冒顶，矿井很多地方处于瘫痪状态，这给救援带来很大障碍。” 　　“完全归咎于自然灾害是说不过去的” 　　关于这一历史罕见的煤矿事故，相关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原因，而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面对死亡，他们的悲伤无言表达。 　　“现在关键是救人，找到遇难矿工的尸体。然后再进行调查。”黄毅说。 　　但来自大平煤矿矿井瓦斯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从20日22时9分53秒开始，在2分27秒的时间内瓦斯由1．49％骤升到40％以上，并迅速弥漫至整个矿井，进而发生爆炸。有生还的矿工推测，瓦斯浓度突然升高可能是导致爆炸的主要原因。 　　据部分矿工介绍，大平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相对比较严格，井下通风设备比较齐全，每次下井时，都有安全员进行瓦斯浓度检测。但此次瓦斯爆炸，可能是因为在点炮后并未像预想中的那样仅仅炸开岩石，而是同时炸开了巷道顶部的软煤，并随之发生冒顶，巷道顶部的软煤大量跌落在巷道内部，导致瓦斯浓度骤然生高，并最终发生爆炸。 　　这是否是导致这次事故的真正原因，目前尚没有答案。但黄毅坦言，把瓦斯事故完全归咎于自然灾害，是说不过去的。言下之意，里面不排除有“人”的因素。 　　一位“死里逃生”的矿工向记者私下透露，矿井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发生瓦斯浓度偏高的迹象。这位矿工说：“我上的是晚班，10点钟点名时，队长特别要求我们要注意安全，叫我们不要违规作业，不要穿化纤衣服下井，不要到井下危险的地方去。” --------------- 第1节走不出矿井看不到阳光(2) --------------- 　　据他介绍，爆炸一共发生了两次，其中间隔有十几分钟，当时连远在几里外的地方都能感觉到剧烈的震动，现场的墙上则粘满了粉灰。被发现的部分遇难矿工遗体被炸得血肉模糊，被救的受伤矿工则不住呻吟。 　　据大平煤矿准备队的矿工吴泰山介绍，当时共有三个断面发生爆炸，受炸最严重的为13121煤巷工作面和岩巷工作面，被发现的56名遇难矿工大部分是在主巷道内找到的，成功跑出来的一部分是提前升井的，一部分则是在采煤区东部作业，从东边井口出来的。 　　“爆炸发生前，井下瓦斯检测人员其实已经发现井内瓦斯浓度升高，当井上人员接到电话通知撤离时，爆炸就发生了，一切实在是太快了。”吴泰山说。 　　持续好转的煤炭市场，不断增加的矿工收入，依然在吸引着很多无从选择的矿工。 　　据了解，大平煤矿瓦斯监测系统与郑煤集团、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监控系统相连，只要工作面瓦斯偏高，省安监局马上就会得到报警显示。 　　冬季超产冲动 　　这位矿工解释说，大平矿1到9月共产煤96万吨。按照这一进度，年底要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很成问题。万一因瓦斯问题被停产，必然会影响产量。更何况，现在市场形势这么好，所有煤矿都在超产。 　　但记者就这一问题向有关领导求证，他们均表示不知道有此事。 　　据了解，大平煤矿是国有重点煤矿，属低瓦斯矿井，于1982年开工建设，1986年6月28日投产，原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年60万吨。后经与戈湾矿合并，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升至每年90万吨。2000年、2001年，大平煤矿先后进行了通风系统、提升系统改造，生产能力升至每年130万吨。 　　一个年产130万吨的煤矿，是否能同时容纳400多人进行开采？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的一位前来参与大平煤矿救援的专家表示：“这绝不可能！炮采都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何况是国有大矿，实行的是机械化开采。” 　　死亡数字对于统计部门来说可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而对于死者的家属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悲剧。 　　但是，持续好转的煤炭市场，不断增加的矿工收入，依然在吸引着很多无从选择的矿工跻身井下。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河南煤炭供应十分紧张，煤炭价格一路上涨。尤其是冬储煤，供应缺口相当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煤矿的生产。”这位人士说。 　　有媒体甚至预测，未来几年内，河南煤炭缺口将达到1亿吨。记者就这一情况咨询有关分析人士，他们表示这一数字有一些水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南煤炭供应的严峻形势。 　　据了解，出于惯例以及当前煤炭市场的供求情况，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已经于几天前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通报》。通报指出，当前煤炭库存在增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要求各大煤矿避免盲目超产。 　　“我们原本计划在河南召开煤矿安全标准化会议，没有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位处长说。 　　黄毅指出，冬季是煤炭需求十分旺盛的季节，也是十分容易出大事故的季节。虽然总体看来，今年的安全生产形势在好转（今年前9个月，全国煤矿安全事故与去年同期相比，少死亡630人），但大平煤矿事故无疑是一个警钟。 　　“由于今年煤炭市场需求旺盛，不少煤矿在主抓产量的同时却忽略了安全问题，进入10月以来全国共发生煤矿死亡3人以上事故10起以上，煤矿安全生产状况非常令人担忧。”黄毅说。 　　据悉，目前，全国各地煤矿超能力生产现象十分严重。“原本预期今年全年产量将达到19亿吨，但根据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远不只这个数字。”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说。 　　欠了账的“安全生产” 　　据了解，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在着手调查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我们要下决心改变安全生产投入不足的现象，以推进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建立。如果安全生产费用到位的话，不可能发生这么多事故。” 　　同时，黄毅还透露，国家安监局将在10月27日到30日对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神华集团等80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安全资格培训。“只有企业负责人从根本上重视安全工作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 　　但是，安全生产状况的好转谈何容易。专门从事煤炭业咨询的北京长贸咨询公司研究专家黄腾告诉记者，我国煤矿安全历来欠账很多，前几年煤炭不景气，安全投入的缺口达200亿人民币左右。尽管去年以来市场行情暴涨，但是行业尚在休整期，如此巨大的欠账缺口，短期内尚无法补偿。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官方公布的每年煤矿死难者大约不到7000人，但瞒报漏报的非常多，实际应该在1万人左右。同样作对比的话，美国的死亡水平只是我们的1％”，黄腾说。 　　主要是由于现在的“业绩”制度下，煤矿行为短期化，出煤才是成绩，产量上去了、钱拿回来了才是第一位的。在这种单纯追逐利润和效益的情况下，很容易助长忽视安全的倾向。特别是现在各级煤矿推行层层承包，短期行为更加明显，安全欠账谁来监管？ --------------- 第1节走不出矿井看不到阳光(3) --------------- 　　在全国，乌金悲剧仍在继续。10月22日，记者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发现，就在大平煤矿“10?20”瓦斯爆炸事故发生的同一天，全国还发生了两起煤矿重大事故：河北省武安德盛煤矿发生透水事故，瞒报23人，现仍有29人下落不明；重庆松藻矿务局逢春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2人死亡1人失踪。 　　记者／徐万国新密、郑州报道 　　（记者许圣如、张攀士、刘涓涓对此文亦有贡献） --------------- 第2节西班牙噩梦(1) --------------- 　　西班牙噩梦：温州商人目击记 　　关于焚鞋的记忆，温州商人还有一次：1987年的杭州。 　　温州鞋西班牙被焚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华商已经酝酿在西班牙举行全国性的游行，一些城市的游行方案已经上报，只等当地政府批复就可以上街了”。 　　9月28日当地时间早晨，刚刚醒来的陈九松提起这个消息时，语气依然低沉、虚弱。作为整个事件最大的苦主，他至今未从那场噩梦的阴影中走出来。 　　陈九松自述 　　陈九松，今年47岁。早在1991年就闯荡西班牙，不过那时候开的是餐厅。经过一些波折后，陈去了波兰做服装生意，自称是“摆地摊”。 　　2004年6月，陈重返西班牙，按照当地的法律，他没有“老板居留”，就不能成为法人。为了尽快在埃尔切开店，陈一边经营一边申请“老板居留”。7月份，陈的店铺总算如愿开张。 　　好景不长。9月16日的下午，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警察早就通知他们，再过一会儿，就将有反对华商的游行队伍经过。 　　陈九松也早早关掉了店面，但他今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这批苦心组织的货来自意大利、中国，但此时仍被堵在了路上。晚上7点左右，鞋车抵达仓库，陈九松终于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情绪激昂的西班牙人游行队伍不期而至。 　　原本一直在喊口号的这支队伍看到中国货物，骚动了起来。刹那间，一个个装满鞋的货柜被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点燃仓库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几百米之外的西班牙警察却无动于衷。 　　陈九松眼睁睁地目送数百万人民币的财产化为灰烬，而在该鞋铺持有股份的侄子已精神崩溃。 　　9月23日，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上刊登了一封求救信，在信中，陈九松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他是用亲戚处筹集的资金和数年的积蓄在中国创立了一家专营中国鞋的批发公司，而其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部来自于该批发公司。 　　陈九松仍处于一种“精神和身体上都还不适应的状态”，而“援助团体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尽快向西班牙政府交涉，以便帮助尽快获得政府的赔偿”。但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这个索赔的过程可能长达3～5年，“没办法，这就是西班牙法律的效率。” 　　殃及马德里 　　9月23日，埃尔切再次爆发了针对“中国制造”的游行。不过这一次，防暴警察和便衣严密监控着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的口号也有所缓和。然而，9月27日上午，埃尔切又出现号召西班牙民众参加9月30日晚上8∶00的示威游行海报。 　　值得注意的是，9月27日这天，首都马德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欧华报》总编陶辛夷敏感地注意到，FUENLABRADA工业区的公共汽车站玻璃上贴满了呼应埃尔切事件的传单。 　　陶辛夷分析说，这些传单张贴在马德里华商集中的仓库批发区和FUENLABRADA工业区，用意十分明显：从内容看，是煽动首都马德里商人和百姓对政府处理埃尔切事件的不满；从他们的口号看，是希望得到马德里地区商人和百姓对埃尔切示威游行的支持。 　　传单的张贴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针对旅西中国企业和商人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FUENLABRADA位于马德里西南地区，离首都约20多公里。该工业区建于1970年代，十年前，FUENLABRADA区华人批发商仅不到10家，近年来华人商家迅速抢占此地，至今已有75家华商在此扎根。这些公司的占地面积从近千平方米发展到3000多平方米，甚至上万平方米。主要经营中国产的小商品、百货和服装。 　　随着中国商家的迁入，该区的问题愈来愈多，投诉华商不注意社区卫生、低价竞争和超时营业的本地人和外国公司越来越多，令政府头疼。于是执法部门时不时抽查该区华商，偏偏屡查屡中，一些违法经营和违规事件不断发生，见诸报端。 　　据了解，FUENLABRADA的75家华商公司，只有少部分商家有政府正式批准的营业执照，而大多数商家只有向政府递交申请营业执照的副本。按照西班牙法律，只要你递交了申请，持“老板居留”，按规定纳税，在等待政府批准期间是可以营业的。但近年来，西政府一直没有再批给该区任何一个商家正式营业执照，也没有下达不准营业的批文。渐渐地，中国公司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而且很快占领了这个工业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 　　2004年1月，为保护地方工业，FUENLABRADA市政府成立了“旨在恢复工业区原状协会”。 　　按照新法规定，尚无正式营业执照的公司将面临被勒令“关门停业”的厄运，政府要求在法令下达两年之内，无正式执照的商家必须迁出该区。 　　博弈埃尔切 　　埃尔切华商群落的形成和遭遇与FUENLABRADA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面临的威胁更复杂一些。 　　温州鞋很早来到埃尔切，当时往往是由第三方来代理。后来，像吉尔达这样的鞋厂开始自己在埃尔切设立摊位，温州鞋逐步以工贸一体的方式大举进入。 　　中间环节的消失无疑加强了温州鞋的价格优势。去年4月在埃尔切采访时，陶辛夷就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了。“当地有位华商的儿子参加了西班牙人的商会，当时他就说，西班牙人在考虑怎么对付中国人，而中国鞋商绝大多数都是温州人。” --------------- 第2节西班牙噩梦(2) --------------- 　　2003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鞋子6190万双，等于西班牙市场全年销售量的47％。在1999年到2003年这短短四年间，西班牙进口的中国鞋子数目整整增加了108．15％。 　　2003年年底，埃尔切人注意到，更多温州人已经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始装修店面。2004年，温州商人继续大举进入。一时间，街头满是中国人的招牌。 　　2004年9月17日凌晨，埃尔切市警察到现场调查。左为陈九松，右上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部主任林棘（中）慰问当地华商。右下为焚烧现场。供图：温州商报温州网 　　大批温州商人到来之后，立即将当地仓储租金炒作起来，租金在很短时间内上扬了一倍甚至两倍，令对手难以跟进。这还不算，很多温州人是欠着供应商的钱一下子进口了价值数亿元的鞋进入埃尔切低价销售，其身后则是供应商强大的支持，这让外国人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 　　一位在埃尔切卖了9年鞋的女商人向陶辛夷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再这样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了”。她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温州鞋那么便宜，温州人还能交得起那么贵的仓储租金”。 　　但温州人仍然能赚到钱。以吉尔达鞋业为例，该公司主流款式的鞋可以卖到10欧元，而出厂价才6．7元，扣去运费、关税，也有10％～15％的利润。而这样一款鞋对手却要卖到20欧元以上。 　　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令对手十分紧张。2004年上半年，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但是抵制没有作用。 　　更让埃尔切人恐惧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显然是西班牙难以企及的：“温州鞋的人力成本占整个鞋的10％—15％，而西班牙则是30％。”不仅如此，连西班牙本土的大型鞋企也将订单转移到中国。这样一来，无论是销售还是制造，埃尔切都明显处于下风，以致出现了30％的失业率，“民愤极大”。 　　6月，陶辛夷再次去埃尔切采访时，已经开始感到事态不妙。果然，陶刚回到马德里，埃尔切的警察就突然搜查中国鞋商，“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这样的情势下，税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为一根导火索，或者至少成了最佳借口。前文提到的女商人特别不满的就是，“你们中国人来了都不开发票，都不用纳税”。9月16日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制鞋业主席Rafael　Calvo发表如下言论，“这些暴力事件（纵火、抢劫、破坏公众秩序）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缴税”。 　　记者就此事向陈九松求证时，陈表示他是有发票的。至于税务问题，他说很复杂，很难一下子讲清楚，“但这个问题谁也不好说谁”。 　　17年前的那场大火 　　“九?一六”事件之后，温州鞋企聚首商讨应对措施，有人士指出，这次过激事件之后，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情绪，当地政府可能会用合法的手段严查温鞋企，因此奉劝诸位千万要守法经营。当时就有鞋企老板回应说，“如果查得太严肯定就没得赚了”。 　　康奈集团副总裁周津淼认为，“九?一六”事件未必是件坏事。他将温州鞋遭遇的这把火与17年前的那场大火相提并论。 　　周津淼那一辈温州鞋业人都对那次大火记忆犹新。1987年8月8日，杭州市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生产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皮鞋，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温州鞋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那把火让“温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今天的温州鞋又被烧了，伤痛更加惨烈。 　　或许，如果中国鞋在埃尔切的价格再高端点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但是，实际上相当多的温州鞋企始终在贸易纠纷容易出现的低端市场徘徊，只能靠压低利润打打价格战来博弈市场。 　　中国海外企业一盘散沙的状态也是暴露无遗。 　　尽管温州人在跟西班牙抢地盘、抢别人的饭碗，与对方的摩擦早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据吉尔达鞋业西班牙负责人王长川介绍，中方与当地行业协会基本没有接触，更不用说谈判了。因为中方根本没有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与之对话。中国商人之间相互往来也是甚少，基本上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一直等到出事以后才抱团成立了商会。 　　记者与陶辛夷还有同样一个疑问，既然温州鞋竞争力那么强，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把价格抬高点，这样自己可以多赚点，在埃尔切人眼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刺眼。温州鞋在埃尔切是不是也有窝里斗的因素才把价格压得很低？ 　　这个问题，周津淼说值得研究。 　　第三类风险 　　事态如何发展，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指出，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九?一六事件”也说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结束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虽然其纸面上的法律体系已经同英、美一样完善，但国民法律意识尚未深入骨髓。 　　据消息报道，本次“九?一六”事件背后，有可能是西班牙极右势力在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西班牙此次事件背后确实有极右派政党活动的因素，那么，这次事件表明，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政府需要提高警惕了。”梅新育说。 --------------- 第2节西班牙噩梦(3) --------------- 　　梅新育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目前生意越做越大的情况下，华商的心态要及时调整，眼界要逐渐开阔。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当地的法律成立合法商会组织，为华商在当地争取尽可能好的商业和生活环境。 　　再过几个月，纺织品自由贸易时代就要降临。纺织业财富大转移的规模将远甚于鞋业，陈九松那数百万人民币是否替国人交足了学费？ 　　人们都不希望温州鞋的昨天，会变成纺织品的明天。 　　记者/左志坚丁琳上海、北京报道 --------------- 第3节墨盒造假链条 --------------- 　　四成耗材涉嫌冒充名牌墨盒造假链条调查 　　国内制造假冒墨盒的产业分工已细分到包装盒、防伪标贴的制作、印刷、剪裁，以及墨盒包装等各个流程，制假方式正在向纵深发展。 　　电脑城外的另类生存者 　　“有墨盒（空名牌墨盒）卖吗？”一个声音在问。“高价回收墨盒，可以上门收取！”另一个声音也在发问。 　　记者一停下来，一些人便神秘地凑上来悄悄地问。 　　时间是2004年8月9日下午，这里是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西路岗顶，周围分布着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南方电脑城、怡东电脑城等多个大型电脑整机及配件、耗材交易市场。 　　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外一字排开坐了十几个男女，每人身边的地上都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收购墨盒、硒鼓等计算机耗材”。看到有人经过，这些人就上来主动搭讪，还会强行塞给业务卡片。 　　卡片背面印着惠普、爱普生、佳能等国内市场上知名品牌墨盒的具体型号，基本上涵盖了著名品牌墨盒的所有系列。 　　其中有两个人分别塞给记者两张卡片，上面印刷的都是“广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分别是刘永华和王有杰，联系方式只有手机号码，没有地址、没有固定电话。 　　记者与“广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王有杰”聊了起来。“我们只要带芯片的原装进口墨盒，国产的一律不要。一只收购价一到两元。” 　　“我有很多这样的墨盒，能否价格再高点？”记者问。 　　“不行，我们卖给大老板一只才赚一两毛。” 　　“你每天能收购很多吧？” 　　“不一定，有时一天才收几十个，有的时候上百个。现在收购墨盒的人多了，前几年做的人少。” 　　“这些墨盒收购回去做什么用？” 　　“再做成新的卖呗！不过，我们不做那个事，只负责收购用过的墨盒。” 　　“从我们这里拿货（旧墨盒）的公司很多，谁出价高我们给谁。”王有杰说。 　　记者了解到，这种重新注过墨的墨盒一套（彩色和黑色各一只）会卖两种价钱。如果事先申明是伪造的，那么一套仅售二三十元。而套上外包装后冒风险进入正规渠道，则可以卖到与正品墨盒相近的价钱。 　　事实上，市场上惠普、爱普生、佳能的原装墨盒一套近300元，但代理商的利润最多为10％。按照一个墨盒回收价两元计算，伪造墨盒卖到这个价钱，其暴利可想而知。 　　记者暗访发现，做这种生意的人遍布广州各区电脑交易市场。他们每天都活动在电脑市场一带，几乎与附近的各个电脑城员工一起上下班。这种现象早几年便已经存在。 　　暴利产业链 　　江西籍人邹园仪是近年来依靠伪造名牌墨盒“发达”者之一。2001年7月，邹在广州市海珠区注册成立广州强威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上海某数码公司授权的墨盒作掩护，构建了完整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开始了“专业化”制假之旅。事实上，早在2001年3月，邹园仪的制假窝点先后被当地的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部门发现并捣毁，但这并未阻挡邹园仪对非法暴利的追逐脚步。 　　记者了解，强威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深圳建立了8个生产、销售和仓储窝点（其中两个分别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和深圳市宝安区）。该公司在广州的大本营占地约1200平米，在深圳建立了300平米的中转仓库，在国内很多地方设立了办事处。每个窝点都设立专人指挥，生产、包装、销售等环节都化整为零地进行。产品甚至销往香港。 　　据了解，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邹园仪高薪雇请了专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他做工的都是家乡来的亲戚和老乡。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业内人士称，名牌墨盒裸盒的仿制成本很高，投资很大。回收旧名牌墨盒是造假者获取原料的重要来源。 　　该人士称，造假商通过分散在各个电脑市场附近的小贩，将回收来的墨盒集中收购。当然，这些造假商们一般不会自己出面回收旧墨盒，而是通过中间人统一收购、直接运送到指定的造假生产地点。由于小贩数量庞大、分布范围广，因而回收的墨盒数量十分可观。在记者暗访中，某收购墨盒的小贩称，他的老板每月都可以收购数万个墨盒。 --------------- 第4节墨盒造假链条 --------------- 　　PHOTOTEX 　　收购来的墨盒清洗后就可以充墨了。现在的墨盒都带有一个检测墨水容量的芯片，充墨后必须对该芯片进行解码。这种解码器在很多电脑市场都有卖，一种名为“墨盒芯片恢复器”的解码器零售价才二三十元。这就保证墨盒可以顺利充墨。但如果是巨量充墨，则必须得购买机器。据透露，这种充墨机在很多店面都有售，购置一台仅需三四千元。因此，如果使用回收的空墨盒伪造名牌墨盒，设备投资不过数千元，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一天就可以生产数百个“名牌墨盒”，真可谓“投资少，见效快”。以这种方式生产名牌墨盒的人，一般都在电脑市场有自己的店面（甚至是某些名牌墨盒的代理商），堂而皇之通过正规渠道批发、零售。 　　为了躲避查处，这些墨盒一般只卖给熟客。但是，如果大量生产，就得购买大型设备、甚至需要中转仓库了。 　　这些造假者需要的大量假冒原料从何而来？警方侦查发现，在广东境内就有专门提供这种原料的机构。 　　广东省警方经过缜密侦探，发现深圳一名叫黄德明的人，是广东省内主要的假冒EPSON墨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 　　黄德明1997年开始从事EPSON假冒包装材料制假，该制假团伙有专门的渠道，建立起了广泛的国内、海外相关产品型号的网络。 　　经过多年累积，黄氏的制假技术不断提高。在制假产业中，海外版墨盒包装盒的生产工艺、纸质、印刷技术要求高众所周知。而黄氏团伙信息资讯多，技术投入大，销售渠道广，成为少数几家能提供海外版墨盒包装盒的制假源头之一。 　　另一方面，黄一直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在销售价格上明显具备了相当的优势，且制假型号齐全，成为制假产业企业上游的上游。 　　黄德明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松元头工业区建立了自己的制假工厂，在深圳市福田区鹤围村及深圳市宝安区澳门新村建立了仓库。2004年4月15日，警方在该团伙处共查获假冒原装墨盒包装盒、挂牌及防伪标贴等相关包装材料近10万只。 　　此次查获的假冒包装材料的型号达20余种，绝大部分为海外版型号，例如欧洲版、巴西版等，文字印刷皆为英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等，印刷精美，仿真度极高。 　　据调查，该类海外版的包装材料供应给国内的墨盒制假工厂，制成海外版的假冒墨盒后，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国内制造假冒墨盒的产业分工已细分到包装盒、防伪标贴的制作、印刷、剪裁、墨盒裸盒的制造，以及墨盒包装等各个流程，“制假方式正在向纵深发展”。广东警方这样描述。 　　制假向内地转移？ 　　记者采访了解到，警方历年来所破获的制假案件，多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区。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达，在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投资的同时，也成了众多假冒伪劣造假者追逐丰厚利润的聚集地；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制假分子能相对容易地将假货运送出境。 　　但现有证据显示，制假窝点开始向内地转移，制假者企图将内地的偏僻地区变成其制假基地，而把广东等沿海城市作为假货销往全国乃至国外的中转地。 　　2004年7月23日，南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南昌市文港镇，打掉了一个大量加工制造、贩卖国际知名品牌打印机耗材的团伙。在现场起获了大量赃物，其中包括爱普生、佳能等在内的国际知名打印耗材的成品、半成品墨盒3万余个和几十万个包装物。 　　作案嫌疑人两年前从广东省迁至江西，开始从事打印耗材的制假、贩假活动，在南昌市文港镇建立了四处千余平方米的生产、原料仓储、成品仓储和销售联络场所，以江西为基地，形成了上游进货、车间生产和下游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体系。其假冒伪劣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省等地，并从那里流向全国其他省市。 　　据当地警方称，现场缴获的赃物显示，假冒产品已经走出了早期低劣外包装的初级阶段，印刷、墨盒封装、整体外包装上与正品非常接近，已经到了普通消费者难以肉眼识别的地步。 　　有关方面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假冒名牌墨盒已经占到国内打印耗材市场的40％左右，每年的销售量是通用墨盒的数倍，数量之大令人咋舌。 　　记者/程东升综合报道 --------------- 第5节6000亿私募基金(1) --------------- 　　6000亿私募基金：阳光背后的“麦田守望者” 　　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度”：没有政府，没有宪法，有的只是一群没有名分，也不需要名分的群体。但是他们操控着巨额财富，到现在，这笔财富已经达到6000亿～7000亿元。这个“国度”就是不时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搅起浪涛的私募基金。 　　现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1994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从经纪业务走向承销业务，与之配合需要定向引进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关系，而证券公司的角色亦转换成代理人，由大客户将资金交与证券公司代理委托进行投资；第二阶段：1997—1998年，其时一级市场非常活跃，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的空余款项委托主承销商进行投资；第三阶段是：1999年中至2000年五六月，由于投资管理公司大热，大量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跳槽出来自己做业务，特别是1999年中出来的一批，多是证券业的精英，专业知识熟稔，市场营销过硬，一呼百应。 　　2001年后是我国证券市场私募基金进入了逐步规范、调整的第四阶段。 　　大批委托理财公司因亏损而退出。私募基金操作策略有所调整，如由保本业务向集中投资策略的转变；操作手法由跟庄做股到资金推动和价值发现相结合转变。 　　1996年，我国的私募基金已初具规模，达到950亿～1110亿元，1997～2001年私募基金每年净增加1000多亿元，2001年达到顶峰7600亿～8800亿元。 　　2002年以后，经过了规范、调整的第四阶段之后，由于证券市场行情不景气，私募基金规模有所收缩，中央财经大学调查问卷的结论表明：我们目前私募基金规模高于6000亿元，低于8000亿元，可能为6100亿元。 　　地区分布上，我国的私募资金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辽宁和江苏等地，但主体地域却在动态演变。 　　从2001年11月开始，广州地区的交易量攀升很快，并已经超过上海、北京，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 　　沪上某投资公司操盘手张先生认为，经过几年的熊市，北方的私募基金损失相当惨重，而江浙、广东一带还囤积了大量的游资，在行情渐起之时“重出江湖”，也就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强北弱”的格局。 　　私募基金这个“国度”在这个世界诞生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有钱人提供“游戏”，中国的私募基金同样也是富人们的乐园。 　　“参与的资金量一般要100万元以上。太少的资金比较麻烦，这些人钱不多，却很计较，没法合作，而且还容易走漏消息。”某私募基金操盘手说。 　　运作 　　在阳光普照不到的地方，私募基金变幻着生存模式和游戏规则。 　　以前，私募基金在二级市场最主要的操作方式是锁仓，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锁仓的收益稳定、风险较小。市场不景气或是没有信得过的关系的私募基金一般是做投资组合，资金量大的有时会品尝一下自己坐庄的快感。 　　2001年至今，股市的流通市值处于缩水状况，为了保持盈利率，在市场中求得生存，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操作更加偏重于投资组合。 　　上海某私募基金负责人表示，像宁波解放南路“涨停板敢死队”那样只拿几千万玩短线的手法，并不是私募基金主流做法。真正实力派的私募基金会着眼于长线行情，注重投资价值。 　　私募基金的运作协议模式有多种。 　　2001年以前，大部分私募基金采取基金管理者与基金利益捆绑方式，作为管理者要持有基金10％～30％的份额，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资金将被首先用来支付。由于此种操作处于地下状态，风险较大，加上市场的连续疲弱，在最近的两年中已不流行。其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无法承受巨额亏损，出现过自我了断的事件，使得私募基金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此后，业内较为多见的是许诺一个回报的比率，如10％，也有的按照不同的投资业绩如15％、20％等，收取不同的分成比例，按照利润与客户之间分成，不同的是，合同里会清楚地写明“亏损由客户自己负责”。 　　当然，敢于这样运作的私募基金要有良好的口碑，得到客户的认可之后，才会开始正式运作。 　　与私募基金有过“亲密”接触的上海万国测评某著名分析师告诉记者：“时下，私募基金的主要运作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承诺保底，基金将保底资金交给出资人，相应地设定底线，如果跌破底线，自动终止操作，保底资金不退回。第二种，接收账号（即客户只要把账号给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户可自动终止约定，对于赢利达10％以上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此种都是针对熟悉的客户，还有就是大型企业单位。后者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运作方式。” 　　博弈 　　目前来看，市场环境以及日渐规范的监管措施使大量社会游资对证券市场望而怯步，而私募基金正在吸引这部分资金的目光，因为私募基金似乎有着某种特质，可以和市场的主流机构投资者一较高下。 　　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在操作上更加讲究实战性。原因在于，私募基金信奉“只有赚钱才是硬道理”的理念，他们的利润来源是盈利后的分成，要将账面盈利转换成“真金白银”，而公募基金的利润来源主要是管理费收入，无论基金净值如何，都是“旱涝保收”的。 --------------- 第5节6000亿私募基金(2) --------------- 　　盈利机制的不同，导致了私募基金在操作中更加多变，更加注重“筹码”本身的内在价值。 　　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具有以下优势： 　　私募基金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度身定做的投资服务产品； 　　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受到的限制也较少，因而更具有灵活性； 　　信息披露方面，私募基金一般只需半年或一年内私下公布投资组合及收益即可，政府对其监管远比公募基金宽松，因而它的投资更具有隐蔽性。 　　沪上某投资公司操盘手张先生认为：“目前，规模越大的私募基金投资理念越趋近于理性，他们会分析大券商的研究报告，制定选股计划，寻找合适买点。在调研之后，认为没有大的出入才准备介入。 　　同时，风险控制上，私募基金也相当严格，比如说，短线止损5％，跌幅超过20％及时开会研究。而小型的私募基金，特别是5000万以下的，操作更显灵活、自由，选股上还以小盘科技股、重组股等概念性的个股为主。” 　　某小型私募基金的负责人称：“我们选股的对象绝对剔除基金、机构所持仓的核心资产，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有一定业绩增长潜力的小型股票上。” 　　湘财证券的李健肯定了这种说法：“部分私募基金选择的股票基本都处于长期下跌趋势当中，市场价格与基本面价值形成一定偏差，这就为他们在炒作上预留了空间，同时，私募基金最大的优势就是资金配置灵活，即便出现判断失误，逃跑也来得及。” 　　私募基金由于身在暗处，操作又相对灵活，就像股市中的“游击队”一样，不时地在市场中掀起波澜。 　　在今年年初的行情中，走势最为强劲的并不是基金的核心资产，而是如海虹控股、综艺股份等科技股。 　　私募基金业内人士分析：年初的时候，部分私募基金提前做出判断，基金核心资产股经过一年时间的上涨，涨幅明显过度，后期的上涨空间应当有限，而风险却是相当巨大。 　　因此，许多私募基金另辟战场，纷纷出击超跌科技股，这才造就了上海梅林、海虹控股等等大批科技股在短期内翻番的神话。 　　事实上，诸如此类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之间博弈的现象在过往行情中可以说屡见不鲜。 　　发展 　　基金法制定过程中曾试图把私募基金纳入到法规监管体系中来，可是因立法难度太大，最后只得放弃。结果，私募基金依然继续着游荡的生活。不过，监管层“招安”私募基金一直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话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果私募基金一旦可以“在阳光下”活动，必将引发中国基金业和证券业的重大变革。私募基金存在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法则的基本内核。不少私募基金的内部运作甚至比中国近几年设立的封闭式基金更加公平严格，更加接近国际水准。 　　监管层希望能给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名分，使其不再从事“地下活动”，但是私募基金担心“招安”后，其“阳光下的活动”必将受到更严厉的监管，而不能“运转自如”。 　　另外，一旦私募基金“阳光化”，其收益必须按规定纳税，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将代客理财分成收益全部归入自己的腰包。 　　即便有关部门对现在的私募基金实行“招安”政策，既往不咎，“地下基金”也未必愿意全部走上“地面”，他们不在意是否可以生活在“阳光灿烂”的环境中，而更看重的是，如何在这个充满博弈的市场中“长生不死”。 　　因此，私募基金的规范与监管是管理层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私募基金必须有法可依，加快证券私募基金方面的立法，使私募基金由地下金融形态转变为地上金融形态，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为私募基金的立法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由于私募基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所以应该考虑私募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应该规定投资额的下限；对于机构投资者，也应规定相应的投资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 　　第二，财务杠杆系数的控制，即借款融资的数量应该规定一定的范围，如规定其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以控制私募基金的风险。 　　第三，私募基金定期向投资者披露信息，以增加透明度。 　　第四，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投入的资金在筹集的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的份额，以避免利益主体的缺位。 　　第五，私募基金应该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内部管理章程，以强化其内部控制，并明令禁止银行贷款、国有资产等风险承担能力较低的社会资金投向私募基金。 　　见习记者/赵大鹏上海报道 --------------- 第6节蓝色药丸的暧昧较量(1) --------------- 　　关于蓝色药丸的暧昧较量 　　据估计，在中国，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治疗ED“新药”，品种有数百个之多。但这些药物，20％左右基本上没有明显效果，80％有明显效果，但它们基本上都含有伟哥——西地那非——的成分，是典型的假冒伪劣产品。 　　有一颗牵动亿万男人心的药丸，它的名字叫“欲望”。 　　这枚欲望之药俗称“伟哥”，而在中国，它又不能叫伟哥，它的合法名字叫“万艾可”，而万艾可在中国的专利权被取消了。 　　“伟哥”（记者注：本文除非特指，伟哥即人们对万艾可的俗称）的专利权被取消，表面上看是辉瑞公司的专利权诉讼失利。但其实辉瑞早已败了，败在假冒伪劣伟哥上，败在辉瑞的暴利策略上。”南通市药检局常务副局长缪宝迎说。 　　为打击假冒伪劣伟哥，缪宝迎出动过无数次突击检查，查出过数百批次的假冒伪劣伟哥药。但南通的假冒伪劣伟哥并没有因此减少，南通，就是中国伟哥市场的一个缩影。 　　一项先天不足的“专利” 　　“不要怀疑伟哥的疗效，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的疗效可以与伟哥相提并论。”医生出身的缪宝迎说。数据显示，伟哥的临床有效率达80％以上，而来自ED患者的反应则是：“的确有效。” 　　在科学发明领域，医学界是一个比较怪诞的地方。世界上许多发明都可以申请专利保护，但在医学界，却有许多发明不受发明专利保护（比如一种新型的疑难病症手术）。药物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因为每种有效药物的发明平均需要数十亿美元投入。从这个意义讲，辉瑞公司因为万艾可而获得数十亿美元回报，是正常的。 　　问题是，万艾可是真正的发明吗？ 　　1991年，辉瑞公司研发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此药作为“磷酸二酯酶Ⅴ选择性抑制剂”的混合型柠檬酸盐，药品名为“喜多芬”。此药先后在美国、欧洲、日本、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专利，却未能在中国取得专利，因为中国直到1993年才开始药物专利审批。也因此，此药在中国并没有药物配方的专利。 　　1993年，有专家发表论文，认为这种磷酸二酯酶Ⅴ选择性抑制剂对ED可能有作用。辉瑞通过临床实验，将此可能变成现实，将喜多芬的副作用变成了一种“新药”——万艾可。 　　这枚蓝色菱形药片于1998年3月被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引起的全球轰动一直延续至今。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特殊有效药物的发现，辉瑞公司是有贡献的。但是，从专利保护的角度讲，它又有比较致命的缺陷。事实上，万艾可采用这项成果作为自己的专利，从一开始就遭到全球很多医学科学家的强烈质疑。 　　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万艾可所申请的这些专利，只保护伟哥的新型应用，而并不保护药物配方本身。所以早有人提出过质疑——难道一个“新型应用”就有理由垄断一个庞大的市场吗？ 　　伟哥是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获得欧洲和美国专利的。另一边的，礼来（EliLilly）、伊科斯（ICOS）和拜耳（Bayer）等公司均在力争推翻其在欧洲的专利保护。1999年，一家英国法院撤消了伟哥的专利申请，而在2001年，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也取消了伟哥在欧洲的专利。2000年7月，伟哥进入中国，翌年，中国批准了伟哥的专利申请。 　　“ED福音”传入中国 　　“阳痿”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ED”（男性勃起功能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因为前者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描述ED这一疾病，且含有轻蔑和歧视意味。 　　“ED”的准确定义为“持续无法达到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进行满意的性生活”。“持续”，指的是连续6个月以上的时间，偶尔一次或短时间内的勃起功能障碍不属此列；另外，如果对自己的性生活质量满意，可以否定ED的存在。 　　ED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有调查表明，40～70岁男性的ED发病率高达50％。如果参考该数据，那么在中国，有近两亿名男子患有不同程度的ED。 　　伟哥对ED的治疗作用是划时代的，它的出现，使全球所有受ED困扰的男人们找到了救星。但是，中国对伟哥的进入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伟哥进入其他国家两年后的2000年，它才正式进入中国——而在当时，伟哥早已悄悄通过走私等途径流入国内了。 　　在中国，伟哥的待遇也颇为特别：类似于麻醉药的处方限制。 　　采取此法，不仅在于其副作用——此药对心血管系统有明显影响，因而对一些心血管病患者有禁忌；另一点，更在于它的提高性能力作用，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 　　在这方面，全国各地的做法并不一致。据缪宝迎介绍，在南通，伟哥必须由国有的医药公司专门渠道进出货，一时间“开后门”之风重现，批条子到医药公司拿药成为热门。二级医院——即县以上医院主治医师以上的专科（泌尿）医生可开处方，每月有数量限制，但后来逐步放宽到非专科的住院医生，数量也不再限制。而在无锡，第一批获得伟哥处方权的医师仅12人，此后放宽到50多人。 --------------- 第6节蓝色药丸的暧昧较量(2) --------------- 　　但是，并没有经过很长时间，这样的限制自动取消了——因为很少有人再到医院开药——假冒伪劣的伟哥已经开始泛滥。 　　伪伟哥的泛滥，有一个先决条件——当年伟哥作为心血管药物喜多芬时，其配方在中国并不受专利保护，因此，该药在中国早有生产者。而且，此药从“药物中间体”到药物成品，其生产过程并不复杂。 　　据缪宝迎测算，一片伟哥的生产成本约一元人民币，而且其设备要求并不高，生产出的产品治疗效果也大同小异。而一片伟哥在中国的销售价是99元，却有着2亿人的消费需求。对许多人而言，又不可能消费得起每次99元的价格。在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之间，假冒伪劣产品遂应运而生。 　　最初，假冒伟哥从地下渠道流入市场。在遭到一次次围剿后，直接的假冒逐渐减少了，但在市场上又冒出无数治疗ED的新药，而此类新药打得最多的旗号便是“祖传秘方”，或者是作为“保健食品”登堂入室。 　　2002年始，全国范围内掀起过一轮又一轮打击假冒伪劣伟哥的浪潮。据缪宝迎介绍，仅在南通，便查获过数百批次的假冒伪劣伟哥，药检部门并根据药流线索查获到制售假药的窝点。这些窝点，其实只是一些小作坊——可见伟哥的合成非常简单。 　　据缪估计，在中国，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治疗ED“新药”，品种有数百个之多。但这些药物，20％左右基本上没有明显效果，80％有明显效果，但它们基本上都含有伟哥——西地那非——的成分，是典型的假冒伪劣产品。 　　辉瑞的困局 　　假冒伪劣伟哥，价格一般在10～20元之间，很少有超过50元。但即使如此，制售假药者已有极为丰厚的利润。而这就是真伟哥无法与假冒者比拼的原因。 　　缪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击假冒伪劣伟哥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也为此花费了极大的财力人力。但售假者一般只在药店的柜台或仓库内存放数盒或数片假药，根据我国有关条例法规，一般以售价的2～5倍处罚，即只能处罚数十元至数百元，而药检部门每检测一批次药物的检测成本就是600元。也就是说，打击越多，有关部门的负担就越重，这无疑大大制约了打击力度。 　　在打击假冒伪劣方面，缪认为，作为辉瑞公司，从一开始便应选择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手起来维护其市场。这一代价即使再大，也比几乎彻底丧失这一市场要明智得多。毕竟这个市场太大了。 　　“从这个意义讲，国家专利局取消伟哥的专利权，本身意义不大；而作为辉瑞，要争取回这个专利，意义自然也不大。更何况在专利上，辉瑞本身的确有其先天不足之处。”缪解释说，对辉瑞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市场层面。 　　目前，辉瑞要面对的“对手”有：直接假冒万艾可的假药；掺杂进西地那非的“保健食品”；传统的和新开发的不含西地那非的西药、中成药；在中国已获得新药证书的四家医药公司的万艾可新药，以及一大批待批新药证书的万艾可。 　　缪认为，辉瑞首先可做的，是将价格从高位跳水，这是它重获竞争地位的惟一可行之策。 　　此外，对第一、第二种“对手”，应与中国有关部门，以及有志于建立ED药物正规市场的医药厂商联手打击。在合理的价格与打假结合下，假冒伪劣是可以斩尽杀绝的。在一个合理价格下，假冒伪劣便会自动丧失市场。而第三种“对手”，其有效性基本上不会对伟哥形成大的威胁。 　　辉瑞所面对的真正“对手”，或许是已经获得西地那非新药证书，或正在获得新药证书的正规药厂。此类药厂一般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开发西地那非。 　　一种药物要真正达到安全、有效，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据中国第一个获得西地那非新药证书的广州白云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管部李小姐介绍，中国西地那非的研发同样复杂而艰巨，即使是在药物合成方面，此药的任何一个化学分子式的一个小分支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药效的改变，或产生副作用。因此，此类研发要花费很大代价。 　　这些正规药厂生产的西地那非，毫无疑问，其作用与副作用最接近辉瑞伟哥。它们将来也一定是与辉瑞争夺中国治疗ED市场的最主要对手。 　　因此，有关人士认为，辉瑞应在充分降价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庞大而有效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效应，以及品质保证的药物本身，借先入为主的市场先机，重夺市场主动权。 　　“群雄割据，辉瑞为大。辉瑞以它的品牌、品质优势，占据中国ED的中高端市场，这是比较合理的格局。在伟哥中国四年的风波中，任何人都不应该只看到中国所谓2000亿的市场份额，而看不到市场的消费能力。顺应这个市场需求，这是惟一可走之路。”缪宝迎说。 　　男人，ED，万艾可 　　实际上，每一位有较长性生活史的男性，都会有“阳痿”的经历。但一次性的阳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ED——“勃起功能障碍”。 　　男子有两种不同的阴茎勃起。一种始于大脑的性欲中心，称为心理发生的勃起；另一种起于对阴茎本身的刺激，称之为反射发生的勃起。一般而言，刺激大脑所致的勃起占主导地位。 --------------- 第6节蓝色药丸的暧昧较量(3) --------------- 　　据调查，在中国，40～70岁男性中ED的发病率高达50％。“我会阳痿吗？”是许多男性忧虑的健康话题。 　　源远流长的中国房中术中，有无数有关维护“雄性”之方——药方与方法。延长寿命与延长“性”命，一直是宫廷秘方的主调。在中医药方面，有众多通过以补肾水为主的提高性能力或延长性能力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多以治本为主，所以是慢效的。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性能力与年龄有关，在古代，乡间甚至认为人过不惑即应无欲。但实际上，从理论上讲，人的性能力是可以与生命同在的，虽然随着年龄增长，性能力的确会下降。 　　近代以来，人们认为ED与心理因素有关。19世纪末，作为心理治疗的催眠疗法曾一度盛行。这一思潮泛滥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60年代末。它的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弗洛伊德认为，性功能障碍是人格障碍的一种表现，是具有性问题的神经官能症。心理分析学家通过“自由联想”、“梦境分析”等技术，把潜意识的冲突、动机和幻想引导到意识领域加以发泄，性欲冲动就被当事者自我所接触，性功能随即恢复正常。 　　此后，行为治疗、夫妇共同性治疗、集体性治疗、新性治疗法出现。其中，由Masters和Johnson于1970年创立的夫妇共同性治疗是目前国际上依然流行的技术，它认为夫妇应共同参与治疗，把婚姻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性心理治疗有其合理性，所以对某些患者是有效的。但现代医学证明，ED是一种大多数由器质疾病引起的疾病。除了心理和年龄因素外，发病更多的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身体疾病、药物副作用等因素有关。治疗这些疾病才是治本。 　　欲望的市场有多大？ 　　治疗ED，简单而言，就是解决勃起问题。一直以来，都有相关药物出现并曾流行。但所有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治疗率。因此，伟哥的出现是划时代的。 　　伟哥，商品名万艾可（Viagra），药品名枸橼酸西地那非，分子结构名称为吡唑并密啶酮，为磷酸二酯酶Ⅴ选择性抑制剂。万艾可的中文商标是几乎无人知晓的“威而钢”。而人们所熟知的“伟哥”商标则早被广州一家名为威尔曼的公司抢注了。 　　伟哥的作用机理在于能够在性刺激下提高诱发阴茎勃起的信使cGMP浓度，使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窦内充血而增强阴茎勃起功能。由于只有在性刺激下才会促使阴茎海绵体释放一氧化氮来促进cGMP的合成，因而西地那非本身不能诱发勃起，而必须在有性刺激的情况下才会起效。 　　尽管全球有许多种治疗ED的药物，但目前似乎还未有报道有某种药物在激发阴茎勃起方面能超过伟哥。 　　但是，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伟哥的作用只是激发一次性勃起，并不能解决引起勃起障碍的病因。尽管这样的宝贵勃起，有时本身便是治疗心理因素导致的ED的良方之一。所以，将伟哥定位于能够引起阴茎勃起的药物可能是最为恰切的。 　　伟哥打假直击 　　前段时间，在假冒伟哥被严打后，此类假药在药品市场的空间已不大，但造假者开始以保健食品的名义制假售假，以避开严格的药品监管。 　　这些假药打着保健食品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性保健品商店。而这些所谓“保健食品”的名称大致有：“威哥”、“痿哥”、“威妹”、“虎哥”、“彪哥”、“一匹狼”……等等。 　　南通不仅查获过大量假冒伟哥以及含伟哥成分的保健食品，还查获过不少制假窝点。 　　2004年2月，曾有举报电话打到南通的《江海晚报》，报告如皋雪岸镇刘亮村有人在造假伟哥。为扩大生产，该窝点还正在建造新厂房。《江海晚报》立即将此信息通报药检局，缪宝迎决定由该局稽查支队与公安局联手行动。 　　该窝点坐落于一个小港湾的深处，3间制假厂房隐藏于民宅之间，而制假厂房前，正在建造新的厂房。 　　《江海晚报》的两位记者以购药者身份先行探底。在窝点屋内，挂着“如皋市一诺堂保健品厂”，法人代表季宜祥，经营范围则是“食品康尔乐的制造与销售”的“营业执照”。这里除了有搅拌机、压片机之外，地上还有“精制马铃薯粉”、“药用乳糖”和“勿爱哥”等药用铝箱，以及已制成成品的蓝色菱形药丸，而“食品”包装盒上则印有“增强机能，一粒OK”等字样。 　　据此，记者立即与埋伏在外围的稽查、公安人员取得联系。稽查人员在该窝点的生产配料单上发现，其所生产的康尔乐、多乐士、勿爱哥中，配方是一样的，每片含有伟哥成分50mg（即半片伟哥的量），以及淀粉、咖啡因、人参粉、乳糖、苏打等。而这些12粒装的“产品”，其出厂价、批发价和建议零售价分别为129元、148元和170元。发货地有河南、重庆、广州等。 　　记者/朱平豆报道 --------------- 第7节“鸟巢”出台过程(1) --------------- 　　北京奥运场馆“鸟巢”方案出台过程调查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要求专家们表态：“在安全上，到底有没有问题？”沈世钊坦白：“对鸟巢，我没有理由说它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非常担心。”问题就出在跨度上，虽然从建筑美术上讲，是非常有创意的。但在实际的施工中，这样大的跨度结构需要大量用钢，在力学上是“无法承受之重”。 　　据北京当地媒体2004年8月3日报道，国家体育场“鸟巢”工地从7月30日起已暂停施工，原因是等待方案的调整。 　　而早在6月5日，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会议，有院士要求以全体学部院士的名义上书国务院，直陈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因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中的“硬伤”。尤其是当工程进入实质的施工阶段时，突然发现要正常施工就需要做种种的修改工作，尤其是以北京奥运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以下特指“鸟巢”）、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体育场这三大标志性建筑物为甚。 　　这些问题不仅惊动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做出指示：要节俭办奥运。 　　据报道，在近日结束的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提出，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门要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造价。他还透露，北京市已决定对2008年奥运会场馆建设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8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沈世钊等国内建筑专家被急召进京，就“鸟巢”修改方案进行讨论。 　　“鸟巢”存在安全隐患？ 　　5月29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国资公司、规划委、建委、奥运指挥办公室就奥运场馆结构设计及施工安全等情况汇报。 　　会议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中国建设设计研究院总工吴学敏，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总结构师葛家琪，中国建设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国家体育场设计顾问陈福生等国内知名建筑专家就奥运场馆建设结构优化、加工安装、建立专门组织系统解决技术问题、完善审查制度等发表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北京市政府以及北京奥组委等高层与会。在会上，刘淇直接要求专家们表态：“在安全上，到底有没有问题？”沈世钊也很坦白：“对鸟巢，我没有理由说它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非常担心。” 　　担心的理由之一是结构体系太简单。据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董石麟介绍，国家体育场的结构是由128个的组件相互支撑，形成了网络状的构架，它就像树枝编织的鸟巢。同时，它的屋顶是世界最大可开启、滑动式屋顶，当它合上时，体育场将成为一个室内的赛场。 　　问题也就出在跨度上，虽然从建筑美术上讲，是非常有创意的。但在实际的施工中，这样大的跨度结构，需要大量用钢，所以在力学上是“无法承受之重”。 　　据沈世钊介绍，在建筑学上，结构重量跟跨度是不成正比的，是指数的关系。在一个体育馆，如果100米跨度，它的用钢量是80—100公斤／平方米，但如果跨度是200米的话，用钢量就可能是250公斤／平方米；而300米跨度可能就是400公斤／平方米。 　　而鸟巢的每平方米的用钢量达到了500公斤。总的用钢量接近5万吨。它的自重占整个壳的60％，再加上屋面和设备重量，就占到了总量的80％。 　　“这是一个非常超标的用钢量，悉尼奥运会的平均用钢量为30公斤／平方米。”专家们在会上指出，与北京奥运会相反，悉尼、亚特兰大奥运会场馆都是用轻型结构，以塑、模的结构为主。“惟独我们这次奥运会，是普通的钢结构，是重型结构。” 　　“也就是说，建成以后这个结构体系成年累月处在这样一种重量下面。外界有任何大的风吹草动，都是让人非常担心的。”沈世钊认为。 　　对此，北京市高层咨询沈世钊的具体意见，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把可开启、滑动式的屋顶拿掉，再把孔扩大，减少用钢。尽可能地把用钢量从目前设计的5万吨降到3．5万吨。 　　对此，刘淇明确指出，“要依靠各有关单位、依靠国内专家和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处理好安全、质量、工期和投资的关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设计，把施工过程中已经发现或可能发生的问题解决在优化设计阶段。对有利于优化设计的建议都要认真吸收。要进一步进行安全认证，进行超限审查。要完善安全认证的体制、机制，建立设计优化的机制和解决场馆建设中技术问题的机制、平台。要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建设，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保证和加大安全系数。” 　　王岐山也要求相关部门，“要解决好奥运场馆建设成本高、施工难度大这个难题。” 　　体制下的蛋？ 　　但鸟巢的问题似乎并非个案——6月5日下午，在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了一个“奥运情况介绍”的学术交流会。专家们在共聚一堂后，随着各方信息的汇总，发现各项目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如国家游泳馆的架构问题、五棵松篮球馆的电子屏幕问题和奥运村的能源供应瓶颈问题等等。 --------------- 第7节“鸟巢”出台过程(2) --------------- 　　像奥运会场馆的这种重大工程，其设计方案必然会通过严格的评审和层层筛选，这些存在问题的方案为什么会一路绿灯？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介绍，拿鸟巢来说，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关肇邺、周干峙和沈世钊三位院士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由关肇邺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在13个评审委员中，7个中方代表，6个国际专家代表。但在7个中方委员中，只有工程院的3位院士为技术专家，有2个委员为行政官员，2个为企业的代表。中外代表比例为7∶6。“投票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关肇邺回忆。 　　对此，同济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范立础认为：“风险评估必须做在整个决策之前。” 　　而据周干峙介绍，在13个入选方案的最终评选中，第一、第二轮投票的结果，鸟巢的设计方案都不是最优的。在第三轮，“中方有一位评委表示支持鸟巢方案，紧接着6个外国人也说这个方案好”。 　　招标过程 　　在这次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招标中，北京市采取的方法不可谓不严谨。 　　整个方案设计以竞赛的形式，分为资格预审和正式竞赛两个阶段。在资格预审阶段，主办单位共收到44家设计单位提供的有效资格预审文件，最终评选出了14家国内外设计单位作为邀请参赛单位进行正式竞赛。又经过了3个月的设计，14家参赛方有13家于2003年3月18日正式提交方案。 　　3月25日，由13位中外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13个参赛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最后选定3个方案作为优秀方案，其中鸟巢方案被列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 　　其后，3个优秀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进行了为期5天的公开展览，由现场参观的市民进行投票。现场共发放选票7000余张，收回6000余张，鸟巢方案又以3506票获得群众评选第一名。 　　经过这两轮的竞争，最终鸟巢方案得以胜出。整个环节似乎无懈可击。 　　“（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在这两年在施工中，实际上是一直往后退了，（鸟巢的）盖（指屋顶）是要拆掉了，口要扩大了。五棵松篮球馆的4个电子大屏幕也要减少1个，或者以后就没有了。但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实事求是点？一开始就求大、求洋，到最后实际施工中不成了，就开始退，但是退也退不到最合理的地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说，“我觉得国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什么东西总要搞世界第一。盲目求新、求奇、求洋，而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成本、安全、风险等问题”。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专家评审会议结束以后，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会见了评审专家，当时周干峙就明确反对会议纪要中写的鸟巢方案是“一致通过”。因为他“坚决不同意”。 　　这种追求“高、大、全”的作风同样贯穿到其他的奥运项目设计和选择上，尤其以五棵松篮球馆最为突出。五棵松篮球馆原本计划要设置4块总面积24000平方米的超大电子屏幕，总投资为2亿美金——又一个世界第一。 　　但有院士发现，这其中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光污染的问题，它的南边是301医院的病房，东边是居民小区，一旦这些电子屏幕开启，居民们不拉上窗帘就没有办法睡觉。 　　还有声污染。其西面是北京的西四环路，东边是一所中学，尤其是西四环作为北京的主干道，电子屏幕会干扰交通。 　　再就是热污染。屏幕开启后，周围的温度将会提高5度，形成热岛效应。而且它的耗电量是这个建筑里面正常用电的两倍还多一点。同时，在电子屏幕不开启的时候，它表面是乌黑色的，视觉难看。 　　反思院士责权 　　工程院院士张锦庆认为，“这些问题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解决。我觉得秀才脑袋一起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能不能以工程院的名义，至少是学部的名义，形成一个正式的声音、一份正式的文件，进行上报和反映。” 　　而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则反思，“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问题不解决不能怪哪个领导。我们要对自身的责任意识进行反思，‘院士’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工程院作为技术权威应该为这种重大项目建设把好关。” 　　对此，张锦庆院士认为，应该建立一种重大项目审查制度。重大项目必须由工程院等专业部门认可。 　　记者/陈挺北京报道 　　附记:2004年12月27日上午，沉寂已久的“鸟巢”工地又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暂停施工近5个月的“鸟巢”工地正式恢复施工。 　　2004年10月，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邵世伟曾在澳门表示，2004年7月“鸟巢”暂停施工，原因是奥组委要对设计方案进一步调整优化，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增强建筑结构的安全度，对“鸟巢”进度完全没有影响，“鸟巢”将按进度于2007年底前完工。 --------------- 第8节洋骗子(1) --------------- 　　洋骗子上海做局四大外资金融巨头入瓮 　　七年恍如一梦，对汇丰银行、汉鼎亚太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德意志银行四家跨国金融巨头而言，在上海浦东投资别墅项目，更是一场由一次次的官司交迭而成的噩梦。 　　1997年3月31日，汇丰银行、汉鼎亚太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德意志银行四家跨国金融巨头决定投资“上海林克司高级行政人员休闲社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社区公司”）5000万美元，以换取该公司100％优先A股以及40％普通股的权益。 　　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四家知名的金融巨头所得到的投资收益却是一场教训：一位加拿大人在中国编织层层谎言，几乎蒙骗了初期所有的合作伙伴，然后又利用中外法律制度未能接轨的盲点，持续谋求暴利。 　　混迹上海滩 　　此人名为巴利汉森（Barry　Hansen），约40多岁。伦敦高等法院的法官Lightman对他的评述是：“聪明、有智慧、貌似可信的世故而无原则的商人。” 　　巴利汉森具有极强的“战略眼光”，1994年，他选中了上海陆家嘴一块土地。这块地是围海造田所得，由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拥有使用权，占地约2400亩，地理位置十分偏僻。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利汉森敢于去“造梦”，虽然他没有太多钱。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华夏公司的信任，约定在这块土地上开发高档的高尔夫和别墅相结合的房地产项目，客户定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级管理层。 　　汉森兄弟以注册在TCI（英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海陆置地的名义谈判，须支付3758万美元购买土地使用证，其中，别墅项目的土地约1000多亩的70年使用权花费1997万美元，高尔夫球场项目也是1000多亩土地的40年使用权花费1761万美元。当时约定，他们将分七期支付这3758万美元。 　　汉森兄弟同时在TCI上注册了两个公司，一个是社区公司开发别墅，另一个是上海林克司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尔夫公司）开发高尔夫球场。初期上述公司的股东结构复杂，但在1997年，巴利汉森获得了海陆置地90％的股权和高尔夫公司100％的股权。 　　紧接着，汉森在上海注册两家企业：开发别墅的上海浦东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区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林克司”）由社区公司独家拥有；开发高尔夫的上海华夏翠泊乡村俱乐部（以下简称“华夏翠泊”）由高尔夫公司控股79．6％，由华夏公司控股20．4％，华夏承诺由收到的土地款中239万美元用作这部分股权的投资。 　　一场“空手套白狼”的大戏就此上演。 　　这场戏的关键在于：汉森必须让一些人混淆社区公司与高尔夫公司的关系——事实上，社区公司是投资人入股的合资公司，而高尔夫公司是巴利汉森个人的独资公司。 　　开始时，由于政策限制所有土地需由社区公司承购，所以汉森后来利用此点导演出这一荒谬故事：初时，高尔夫公司利用虚假贷款帮社区公司拿到土地使用证；末时，却变成社区公司仍然负债3300多万美元，而高尔夫公司近乎免费获得1000多亩的土地使用证。 　　从伦敦高等法院2001年至2004年的几次判决书的描述中，能够重温汉森兄弟“行骗”的全过程。 　　奇特的银行贷款 　　他们必须寻觅投资方来充实这个骗局。1995年5月2日传来消息，GE有意投资3600万美元，并要求社区公司准备好相关文件以备调查。 　　当时，土地项目第一期需要付款近200万美元，巴利汉森无力支付。但为了取得GE资本的投资，他必须作出已付款的姿态。 　　在其游说之下，华夏公司参与了“游戏”：1995年5月26日，华夏公司向浦东发展银行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保函，为华夏翠泊担保贷款2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为3个月。款到华夏翠泊后，这笔钱即转入华夏公司的账户，华夏公司作出承诺，不会动用这200万美元，3个月后，华夏公司将这200万美元还给了银行。 　　但巴利汉森却利用这一资金循环过程的银行收入明细以及各方收据，向投资人谎称第一期款项已经支付，而付款方更被巴利汉森描述成社区公司。他更向投资人出示了社区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使用证——实际上，所谓的土地证是其向华夏公司借来的。 　　但不知何故，GE的投资计划没能进行下去。随后，汉森委托美国信孚银行（主要业务是信托，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对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准备融资1．5亿美元。 　　当然，在汉森提供给信孚银行的资料中，同样是伪装到期的一些土地款已经付清，很不幸，信孚银行相信了这些资料。1996年夏季，汉森兄弟寄予厚望的证券化的尝试宣告失败。但信孚银行建议能成为社区公司的财务顾问，进而寻求再次的股权融资，巴利汉森自然应允。 　　其间汉森又利用了三次华夏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没有花费一分钱而制造出了4期款项都已付清的假象，这都成为寻觅风险投资的基本条件。 　　三件法宝 　　下一个目标是高盛。1996年9月中旬，经过接触，高盛表示了投资的意向。 --------------- 第8节洋骗子(2) --------------- 　　巴利汉森再次向华夏公司求助，要求华夏公司给他提供三件“法宝”：一是华夏公司提供的收据，证明前四期的土地付款资金已经收到；二是华夏公司收到资金后的验资证明；三是一份由浦发提供的无欠款的确认函。 　　汉森保证在收到华夏提供的收款收据后，以社区公司名义回打四期的欠条给华夏公司，并保证这四期款项将“以卖方接受的最有利于项目的其他对价”支付。当然，高盛看到的只能是四张收据。他如愿以偿。 　　同时，作为社区公司的财务顾问，信孚银行找到了汇丰银行和汉鼎亚太，愿意投资5000万美元，作为更大的投资方。巴利汉森决定甩开高盛。 　　有着收款收据、有着土地使用证，再加上巴利汉森描绘的美好前景，社区公司顺利地得到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由于中间汇丰和汉鼎亚太的邀请，投资人变成了三方，信孚银行也投资了一小部分。投资结构变成5000万美元中，汇丰和汉鼎亚太投资各占42．5％，信孚银行投资占15％。其中，纽约人寿是投资在汉鼎亚太管理两大基金的合资方，基金管理权在汉鼎亚太。 　　资金大挪移 　　在和华夏的投资协议中双方约定，剩余的2期土地款约400万美元由高尔夫公司支付，因为在此之前，高尔夫公司一直按每年1美元的租赁费用使用社区公司的土地。而实际情况是，高尔夫公司也没太多的钱。 　　但投资已到位，巴利汉森没有理由拒绝支付土地款，他需要做的是把钱从投资人投资的社区公司转移到自己全权拥有的高尔夫公司。 　　在华夏公司的不断催款之下，巴利汉森通过华夏翠泊公司支付了150万美元给华夏公司。其后，他伪装了两次付款，理由都是华夏公司为扩张道路要求社区公司付款，两次共付出了300万美元，实际上，钱的大部分是给华夏公司支付土地款。 　　历次要款，华夏公司总共得款439万美元，这是华夏公司最终得到的全部款项。 　　经投资人坚持，1999年初，社区公司的董事会聘请安永会计事务所对社区公司进行账务审计，发现有650万美元无清楚的支付凭证而被挪用，根据巴利汉森后来的说法，这650万被用作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审计还表明，巴利汉森还欠着施工单位西门子公司850万美元以及国内承包商2000万人民币。 　　此外，有证据显示巴利汉森还利用自己是浦东林克司和华夏翠泊法人代表的身份，源源不断地把资金汇往自己的其他账户。 　　投资人开始怀疑这起投资是一场骗局，诉讼随之而来。 　　第一起诉讼在TCI进行。2000年5月，TCI法院判决禁止汉森兄弟管理社区公司的事务，海陆公司被判清盘。但在此之前，巴利汉森已经决定将资产进行进一步的转移。 　　2000年2月，社区公司以浦东林克司的资产向中国工商银行浦东支行贷款2000万人民币，这笔贷款很快就被转移到了高尔夫公司的账户，其后下落不明。 　　2000年4月，汉森拿了一些不实文件找到了上海房土局，将高尔夫球场部分的土地使用证由过去的“租赁”变成了高尔夫公司拥有这块土地，也就是说，高尔夫公司只每年花费1美元，便拿下了高尔夫球场40年的使用权和土地证。 　　最后的清算 　　第二场诉讼在伦敦。但在诉讼期间，汉森兄弟却把土地证转给了华夏翠泊公司，这一转让违背了伦敦法庭的冻结令。之后，汉森兄弟用此土地证向上海银行抵押贷款5000万人民币，其中的1000多万偿还了国内的承建商，其他的或被汇往了海外的私人账户、或被用于球场运营、或下落不明。 　　2002年12月，伦敦高等法院判决汉森兄弟的欺诈行为造成赔偿6600万美元。同时，TCI法院指派接管人，接管巴利汉森所拥有的全部高尔夫公司的股份。但其却宣布高尔夫公司已被出售给另外的公司。 　　但记者了解到，实际上高尔夫公司和华夏翠泊仍在汉森的控制和运作之中，而高尔夫公司目前倾力推销会员证。 　　据投资人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透露，仅在销售会员证上，汉森就获得了千万美元以上的收益，为了获取更多现金，会员证常以折扣价卖出。 　　而根据法院判决，投资人可能会在数月内对高尔夫公司进行拍卖。汉鼎亚太资深副总裁王志坚估计，在假设获得高尔夫公司、海陆公司清盘资金的赔偿以及出售社区公司后，投资人最多可望收回6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2004年1月，由于汉森兄弟对诸项法院判决拒不执行，伦敦高等法院判决巴利汉森入狱12个月，4月23日，该判决正式执行。但至少目前，巴利汉森还在中国逍遥自在，因为该判决只能对他进入英联邦国家内才管用。 　　而在整个事件中，虽无法准确计算出具体数额，汉森兄弟收益最多已是无疑。落魄的却是其他人。 　　记者/邱伟上海、北京报道 --------------- 第9节伪劣奶粉流通链(1) --------------- 　　伪劣奶粉全国流通链调查 　　甚至有人用“南北分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来概括伪劣奶粉的产销原则，而大多数伪劣产品却倾销到了农村，特别是中原农村。 　　这个春天，在鲁南、豫东、苏北和皖北等地，一场制假、贩假与打假的“猫鼠之战”正拉开帷幕。 　　“瞧，那肯定是仿冒伊利酸奶的劣等品！”2004年4月24日中午，在位于鲁南滕州城关镇的糖烟酒副食批发市场内，一位老板娘指着窗外叫道。街上一辆农用三轮车满载成箱的酸奶绝尘而去。 　　老板娘说她不用细看就知道车上是仿冒品。因为她经销正品24盒一箱的伊利酸奶，批发价也要三十块，而那车上那些包装、商标几乎一样的一箱只要十几块。 　　“两年前是劣质奶粉最红火的时候” 　　在滕州以东的临沂市，49个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和每年300多亿人民币的交易额，推动着这个城市近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只要一提批发副食，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一个辐射周边几省乃至全国的地方——华丰副食批发市场。 　　这个市场内的奶粉经销商约有20家，最近他们都很郁闷。“关门的奶粉批发商至少有五家，他们卖的几乎都是劣质的，但就因为这，我们现在的生意也非常冷清。”华丰市场一位奶粉批发店的男子告诉记者。 　　除了临沂，记者还发现滕州等地的副食批发市场中的奶粉经销商，均出现了关门走人的情况。 　　4月21日，临沂市工商局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对批发市场、商场、超市、副食品店的集中检查，结果发现了安徽阜阳公布的问题奶粉中的5个品牌。 　　23日，临沂市兰山区卫生防疫站对辖区内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共检查4000多袋奶粉，先后查获“疑似假冒伪劣”奶粉530袋、过期奶粉190袋。在一百多家被查经营点中，有疑似问题的5家。 　　临沂市卫生局官员私下透露，几乎每个乡镇都查出有劣质奶粉。 　　“我们以前也查过，但这次有阜阳这些伪劣品牌的名单，查起来就方便多了。凡是发现在名单上的企业生产的奶粉即刻下架封存，等待化验。”临沂市卫生防疫站孙阁站长向记者介绍说。 　　华丰这里集中的都是地区总经销商，他们经销的奶粉总品种超过上百个，其中同一品牌的奶粉少的几种、多的十几种。一个经销商一般专门经销几种。据市场内人士估算，这里伪劣奶粉的销量曾经占整个市场的大约1／5。 　　“前两年是劣质奶粉最红火的时候，我还做过一段，但这两年劣的只有全销到农村，利薄多了，虽然销售量大，但风险太大我就不干了。”4月26日清晨，华丰市场门口一位经营者和记者这样聊道。 　　按华丰市场墙上张贴的国税统计表看，市场内商贩共有500多家，国税定额每个摊点每月在100～600元内不等，400元一档为多。 　　据该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底该市成交额亿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有34家，成交额343亿元。而目前该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214家，其中批发贸易企业101家，占47．2％；零售贸易企业113家，占52．8％。 　　一个中原地带中心批发市场，已在临沂显现。 　　伪劣奶粉高利润驱动力 　　更多的劣质奶粉来自外地，其中又以江浙居多。 　　至于利润，临沂那位曾经销过伪劣奶粉的男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每袋400克的奶粉为例，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批发价至少在11元以上，而一些劣质奶粉批发商的进价只需3～4元，批发好的时候能卖到7～8元。 　　经营中、低档正牌奶粉利润较薄，平均一箱奶粉只有四五十元，高端奶粉的利润是八九十元，而一些假冒奶粉的利润也可达到六七十元，并且因为价低，在偏远农村销售快，收益可观。 　　“以前冬天旺季的时候，这里都是运输车。一般小车是来自周边县里的，如邹县、菏泽，而大点的车来自外省，如徐州、郑州等。这些要货的，要真的也要假的。”当地一位奶粉经销商回忆道。 　　据说，这些车将货运至各县城，再雇人骑车或开车挨个村子地铺货，要贵的有贵的，要便宜的有便宜的。“经销商一般事前都告诉买者，这些便宜的质量差，但吃不坏。”在这次集中查处中，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和白沙埠镇的一些供销店都被查出有伪劣奶粉，老板们在介绍来源时不少都说，“那些奶粉是骑自行车的人送来的，有的还可以先卖后结账，而且便宜”。 　　这确实是两个市场——以城乡为界，以收入为界，还以两种不同的规则为界。 　　价格体系之谜 　　记者得到的一份伪劣奶粉的批发价格表，可能是解答伪劣奶粉流通链的一把关键钥匙。 　　从该表看，伪劣奶粉主要的批发价格区间在4．5～8元／袋，其中大致有5～5．5、5．5～6．5和6．5～8元／袋三个档次。 　　“从三个价格层次完全可以看出这些劣质奶粉的主要分类、来源和销售地区。”当地一位深谙奶粉市场的批发商对记者说。 　　他分析说，三种价格类型，基本对应着三种劣质奶粉的类型：一是6．5～8元／袋。这些劣质奶粉一般来自北方等地，由当地一些中小奶粉企业生产。它们有的会有生产许可证，可以生产合格产品。但通常企业还有另外一套低品质的工艺标准，比如降低蛋白质含量以控制成本等等——而蛋白质成本，是相对最高的； --------------- 第9节伪劣奶粉流通链(2) --------------- 　　2004年4月22日，一名受到劣质奶粉伤害的婴儿在阜阳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 　　二是5．5～6．5元／袋。这些劣质奶粉通常来自浙江温州等地区，特别是苍南县和广东潮汕地区，那里有劣质奶粉销售最重要的包装生产技术，一些企业大量为劣质奶粉等商品生产仿制优质大品牌的包装袋，并在当地加工奶粉。一般委托北方等地企业加工淡粉（直接用鲜牛奶制成的奶粉），然后可能加进钙、锌、铁等微量元素，配以一定量的麦芽糊精、脱盐乳清粉、蔗糖、精炼植物油等，再以喷雾塔制成粉状。 　　三是4．5～5．5元／袋。这些劣质奶粉一般在集散地周边生产，如一些大型副食批发市场附近。它们的包装袋则一般由温州、广东潮汕一些企业非法生产，都是冒用正规品牌的外包装。这些劣质奶粉其实很多就是淀粉和麦芽糊精等掺和起来的，因此价格最低。 　　而从销售市场来看，越是边远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越有低价伪劣奶粉的市场，而且一般都在农村。 　　国内一家大型奶粉企业将假冒本企业的奶粉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地区多，该奶粉假冒产品由最初的安徽、河南两省扩展到2002年时全国的17个省；二是数量大，该公司一年销售奶粉4500吨，而2000年市场流通的假冒该品牌的奶粉就达8000吨；三是速度快，经常是新产品包装刚投入生产，市场上假冒产品就出来了；四是手法多样。 　　打假关键点 　　这段时间，浙江苍南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达异常忙碌。 　　据悉，近日苍南共查获涉及质量问题的奶粉产品3000多箱，货值82万余元，已立案10起，货值50多万元。 　　不单是这次阜阳劣质奶粉名单上出现了苍南字样，早在2004年初，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五种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中，苍南就占了四个：浙江苍南健鹿乳品公司、苍南蒙古包乳业公司、苍南县健元乳业公司、苍南县哈尔特乳业公司。 　　苍南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一份总结中曾披露，2003年上半年，质监局委托检验奶粉共五种，只有一种合格，合格率为20％。而同期纯净水和饮料省级定检的合格率分别为36．4％和30％。 　　制假者的核心就是出售，由此“像真的那样”就成了首要甚至惟一的标尺。劣质奶粉的成本中，相当大的比例其实是包装袋，比如卖5块钱的劣质奶粉，它的袋子可能就要2块。而正规奶粉生产成本中包装袋的绝对价格要高于此，但在整个奶粉价格中所占比例则低于劣质奶粉。临沂市质量监督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分析说，“打假奶粉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打掉假货的包装袋生产线，因为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 　　“印刷技术和资金是苍南一些企业制假的两大生产要素。也许这是温州模式中负面影响的大体现。市场究竟应该大到哪里？政府究竟应该小到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发问。 　　我国奶业自1998年持续高速增长，到2003年底我国奶牛存栏已突破800万头，牛奶总产量突破1700万吨，人均奶类消费接近14公斤，均比上年增长20％以上。有业内人士戏说道，中国牛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然而，一些劣质奶源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市场，这也给一部分制假者以利益机会。甚至有人用“南北分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来概括伪劣奶粉的产销原则，而大多数伪劣产品却倾销到了农村，特别是中原农村。 　　“打假打源头固然重要，但打假的核心其实在于流通环节，特别是批发市场上的打假，而这一环节上治理的困难在于涉及到生产、销售等方的地方利益。这也是我们难做工作的主要方面。”临沂市质量监督局那位官员直言。 　　营养改善立法的出台契机？ 　　4月23日上午，一名叫魏中礼的男子在电话里失声痛哭。他是石家庄三鹿集团安徽业务经理，接他电话的是三鹿集团广告部马女士。 　　“安徽当地媒体错把我们的名字列到不合格奶粉名单上了，而那是假冒我们品牌的伪劣奶粉啊！但很多商场都把我们的奶粉下架了。魏中礼为这事几天没睡觉，多冤枉啊！”马女士激动地对记者说。很快，三鹿集团收到阜阳卫生监督所的证明材料，说名单上为假冒三鹿产品。 　　“（伪劣奶粉）蛋白质含量有的低于1％，按国家标准，0～12个月婴儿食用的奶粉，蛋白质含量必须达到10％以上。那是什么奶粉！除了名字叫奶粉二字，和奶粉行业根本没有关系。这一事件对我们整个行业真是灾难！”三鹿集团生产中心副主任张广对记者说。 　　4月26日，三鹿集团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这次因检查失误而将三鹿列上黑名单，至少给三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人民币，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河北省奶业协会秘书长贾树刚告诉记者，这次劣质奶粉检查，除了查到应占10％以上的蛋白质普遍不达标以外，其余那90％的物质到底有没有致病物质，谁都不知道。 　　“那90％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谁也不清楚。”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也说。贾树刚还表示，婴幼儿的肝、肾功能都较弱，很多金属离子如果超标将可能引发多种疾病。 --------------- 第9节伪劣奶粉流通链(3) --------------- 　　“事实上营养问题，不只存在于婴儿奶粉中，也存于成人及老人奶粉中，只是那些新生儿的抵抗力差，所以严重后果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乳品加工委员会主任顾佳升对记者说。 　　“发生这事是不应该的。”何计国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还缺乏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食品安全检测的快速反应队伍。 　　“中国目前急需一部营养改善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过去的食品安全执法主要是针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执法，至于含量够不够，更多认为是质量问题，因此缺乏强制性。但婴儿食品是一种特殊食品，与健康密切相关，应该由卫生部门管理。现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食品营养法，而我们国家却没有。这是非常紧迫的事。” 　　记者获悉，对于营养立法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和相关部门已经呼吁多年，业内人士认为，阜阳伪劣奶粉事件，至少给营养改善法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很好契机。 　　缺失的链条 　　临沂市兰山区七德村坐落在北上临沂的必经之路上，沿着道路两边是四五家小门面。 　　“你问的供销社早就没了，要么倒闭要么给私人承包了。”4月26日晚，当地一个门市老板对记者说，“几家老板的进货渠道各不相同，你摸不准啊！奶粉大多是从华丰市场进的，我们进好的，你如果要劣质的以前也能进来。” 　　这几天当地卫生部门利用查劣质奶粉的机会也对小店铺进行了一次全面督导。记者获得的一份卫生监督建议书是写给一个村里小超市的。单是监督意见就列了八条。如，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从业人员需健康体检后上岗、设防鼠板、各类食品建立索证制度，建档登记等等。这些规矩让这家小店老板颇为头疼。 　　有一种算法，国内每年婴幼儿奶粉市场需求就达30万吨。而我国现在一年的婴幼儿奶粉产量仅8～10万吨。特别是我国目前农村奶类消费水平极低，人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的约1／10，中国农村乳品市场基本是一个空白。 　　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副总张华富告诉记者，光明打农村市场主要是通过经销商，只有合格的经销商才能销售光明奶。我们对经销商有评价，需要他们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经营场所证明，还要有多年经销食品的信誉和一定的资金。这样经过公司评审后才能成为我们的经销商，才出奶粉给他，他再分销到农村去。 　　张华富说，农村需要的奶粉就是从经销商直接发到供销社，但光明奶粉的经销商在农村并不多。全国供销社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的48．8万个经营网点，成了农村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最大、最丰富的组织资源。但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普遍经历了一场“供、销之变”。 　　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白志刚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说，乡镇一级的竞争很激烈，这些年我们的组织和网络遭到了较严重的削弱，而在村一级有空间，村级应该是农村商品流通网络的末梢，日用品和生产资料的连锁配送最终要延伸到这里。 　　在产权多元化，社有企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供销社希望发展成长一批合作经济组织，但面对广阔的农村和千万种商品，此举不易。 　　“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城乡二元经济，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市场。假奶粉、假化肥、假农药在农村重新抬头，并不是独立的个案，它说明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规范的主体。当然这个主体可以是民营，也可以是国有的。但规范和扶持这一渠道的责任应该是政府提供的，这也是乡村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这样评价。 　　善待孩子！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已有一些城市和周边地区，要求对五岁以内的孩子每年必须有四次体检。主要是检查有无先天性疾病、发育是否正常，特别是营养情况。 　　但这一做法在大多数中西部边远农村却显得有些奢侈。 　　“我们这些地方是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地区，据我们调查，一般的适龄青年在家结婚、生产一两年即又回到城里打工，而多数孩子从小就只有爷爷奶奶的照料，加上贫穷，营养很难跟上。”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需要基本的保障，买不到好的或者没有钱买好的，当然只能选伪劣的，总比没有好吧？！” 　　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是政府的监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科技部食品安全重大事项首席科学家陈君石，曾在一次和外国客人的见面中，这样介绍去年机构改革后食品安全领域的各部门分工：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部都有食品安全的管理内容，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上述各部门之间起协调作用。不同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管理工作内容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交叉和重复管理的现象。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食品这块，现在这些部门各管各的，没有交叉点。所以当一个产品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时，表面上都在管，而出了事又谁都不去管了。去年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基本上是把这些部门分散的职能给统一起来了。”一位奶制品业内人士说。 --------------- 第9节伪劣奶粉流通链(4) --------------- 　　但在具体管理上，仍有许多业内人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远远超越了卫生范畴，一个环节时常多个部门插手，体制错综复杂。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直言道：“FDA其实缺乏有效的权力，它的职能只有协调。像阜阳这个事件，FDA也就只到省一级，而在阜阳根本就没有FDA的机构，你让它怎么协调？！” 　　记者截稿时致电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赵晓鸣，他表示伪劣奶粉的事正在调查，现在调查人员还没有回来，所以具体事情对外还不好说。 　　[附录] 　　2001年左右曾经出现假冒伪劣奶粉较严重的地区的名单（以严重程度为序，并不一定代表现在的情况）： 　　1．河南：郑州、周口、商丘、新乡、开封、南阳、安阳 　　2．安徽：阜阳、蚌埠、芜湖、安庆 　　3．辽宁：沈阳、营口、盘锦 　　4．江苏：淮阴、盐城、连云港、徐州 　　5．山东：临沂、滕州、济宁 　　6．湖南：长沙、岳阳、常德 　　7．山西：运城 　　8．河北：石家庄、廊坊、邢台、唐山 　　9．江西：赣州、南昌、九江 　　记者/田毅王凤君山东、河北、内蒙古、北京报道 　　附记:2005年1月，引燃阜阳奶粉事件导火索的三名销售商马大成、刘洁、高建被太和县法院一审作出有罪判决。经审理，太和县法院判处被告人马大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被告人刘洁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被告人高建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而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奶粉的被告人池长板，目前已被阜阳市颍东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万元。同案4名销售商李纯霞、张学杰、黄丙印、韩东风分别被判处4至8年有期徒刑。 --------------- 第10节“湖南第一村”(1) --------------- 　　“湖南第一村”：一家4亿元村企的破产历程 　　一面旗帜轰然倒了。“太平村不太平了。”这消息在湖南传得很广。从1984年太平村第一家企业成立至今正好20年。随着昇鑫公司和其他一系列企业的相继破产，太平集团和太平的创富“神话”也随之破灭。 　　这个曾经号称是“湖南第一村”的地方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2004年4月13日，临澧县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对湖南昇鑫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鑫公司）破产还债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提交的债权人资格及债权额予以确认：确认中国农业银行临澧县支行等123家债权单位和个人符合债权人资格，其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44028万元。 　　2003年12月13日，昇鑫公司已经以2430万元拍卖给了广东新会德华尼龙切片有限公司，太平村当家企业最终以破产告终。 　　噩梦并不是突如其来。在昇鑫之前，太平集团旗下已有一批企业先后破产。随着昇鑫公司和其他一系列企业的相继破产，太平集团和太平的创富“神话”也随之破灭。 　　但太平村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骚动。他们有种难得的乐观，“现在政府正在积极招商引资，新的老板也来了，我们不会失业。” 　　但昇鑫公司的破产对村民们来说，仍然是个不解的谜。 　　曾经的“湖南第一村” 　　要说太平村和太平集团的故事，不能不提吴志泉。 　　1984年春节，时任杉板乡乡长的吴志泉与村民围坐火塘烤火。听到村民谈起村里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205元，渴望致富却找不到带头人，吴志泉若有所思，夜里辗转难眠。不久，他向组织递交了一份题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辞职信，毅然要求辞去乡长职务，于当年6月回到了养育自己成长的太平村。此举在当地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1984年10月，吴志泉带领村民创办了太平村第一家企业——脱水菜厂，当年便实现产值37万元，获纯利6．7万元，并替村民上缴了2．8万元的提留款。 　　第二年春节，村民纷纷围坐到吴志泉家的火塘边，听他讲发展计划。这一年，太平肉联厂成立，既解决了农民卖猪难的问题，同时又把发展的触角伸向了冷冻食品加工领域，当年实现利润32万元，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了833元。“那时来进货的车都是排队等货。”村民们对当时的火热场景仍然念念不忘。 　　随后，太平村开始“上台阶”：1986年起，太平村先后建起了太平饲料厂、太平甲鱼食品罐头厂，同时，配套了生猪、肉鸡、甲鱼养殖基地，率先创立了“龙头联基地、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机制。“太平”随之成为一块品牌声名远播，产品远销当时的苏联和欧美。 　　据临澧县委提供的材料显示，20年来，太平村共为国家出口创汇3480万美元。最高时，年人均收入7500元。“家家住‘别墅’，子女上学全部由村里负担。” 　　“湖南第一村”的称号一时沸扬。吴志泉和太平村一起成为创富明星，创业故事被编成报告文学，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标兵人物。 　　不可能的任务 　　吴志泉把自己比作一次次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我的前面永远是山”。 　　上市便是吴志泉和他的继任者心中的“山”。从1998年9月至2002年9月，整整4年时间，昇鑫公司都在为上市努力，并在此之前已经作了长期的铺垫。 　　从1991年起，吴志泉就为兴办年产万吨的涤纶长丝厂四处奔走。在当时省内主要领导支持下，1992年6月，成立了昇鑫公司的前身湖南中太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化纤”）。1999年11月，将公司改制为湖南中太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4月正式更名为现在的昇鑫公司，并成立了包括2名中科院院士和一批化纤行业专家组成的科研所。 　　2001年3月又控股组建了中太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以高强聚乙烯纤维为原料的下游产品，相继开发出缆绳、防弹衣、防切割手套等军、民用系列产品。 　　“昇鑫公司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知情人士分析，对渴望上市的企业来说，科技无疑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概念，“但是，恰恰是急欲上市让问题暴露出来，加速了太平集团走向困境。” 　　为了加紧上市，太平集团举债的额度和速度也开始加大加快。 　　1997年，太平集团通过向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信贷机构借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上海以3300万元购得4条生产线，建起了前纺车间，同时，还贷款从德国引进10台高速加弹机，生产普通涤纶弹丝，并以美元购买，每台折合人民币700万元。 　　负责该案的“破产还债清算组”出示的“破产还债清算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分析认为，汇率的变化给昇鑫公司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原化纤厂创建时购进的进口设备，使用了1000多万美元的外汇，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是1∶5多，现在为1∶8多，由此加重了近4000多万元的负担。同时，在太平开发区建设过程中，企业还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负担。 　　“清算报告”称，昇鑫公司历年来需要偿还的利息达1．2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利息贷款。 --------------- 第10节“湖南第一村”(2) --------------- 　　据了解，从2002年起，银行在预感到整个太平集团的债务危机后，纷纷开始撤出，并停止资金注入。太平集团上市的这座“山”终于没有能够翻过去。 　　2003年5月，临澧县审计局对该公司审计发现：截至2003年3月31日，公司资产19225万元，负债33062万元，负债率为172％。2003年6月23日，昇鑫公司正式向临澧县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清算报告”显示，在规定的债权申报期内，有121位债权人提出债权申请，共计40700万元，其中利息10002万元；25位债权人放弃债权额72万元。同时，公司账面反映的应收款为150户7577万元，占总资产的42．8％，是破产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5个省市，跨越时间长达8年之久，基本上过了诉讼时效。据此，对13家已经破产、关闭解散企业的7299．8万元应收款依法放弃了债权。 　　“现在大家都只能在2430万元剩余资产的拍卖中分一点残羹了。”该公司最大债权人的农行方面有关人士不无苦涩地说。 　　资产虚设 　　除去2000年剥离到长城资产公司的2亿元不良贷款外，昇鑫公司尚欠农行贷款1．3亿元。 　　正是由于是最大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常德市分行和临澧县支行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于去年对昇鑫公司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外界的一些担忧和猜测在调查中被证实了。 　　在这份《关于湖南昇鑫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提到，昇鑫公司在策划上市的过程中存在“虚假包装”的情况，是造成最终破产的重要因素。 　　“调查报告”提到，昇鑫公司从其前身中太化纤组建之日起就存在注册资金不实的问题，并且在企业想要上市后愈演愈烈。 　　1992年6月10日，太平集团与香港中渝公司合资组建中太化纤，分开的注册资本金为500万美元（合2750万元人民币），其中太平集团出资2062．5万元。“实际的情况是，太平集团以38403亩土地使用权作价1500万元出资，”但“由于太平集团未按合同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事实上仍为划拨土地”，“中渝实际到位注册资金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0万元”。此后，1997年3月2日、1998年9月18日、1999年11月1日，公司名称不断变更，注册资金也相应调整为1170万美元、8300万元人民币、9118万元人民币，但“全部为虚假增资”。直到2002年底，“昇鑫公司在申请上市完全无望的情况下，恢复了注册资金本来的面目，将9118万元注册资本金调为1220万元（剔除了太平集团以土地作价出资的1500万元）”。 　　“调查报告”同时提到，为了包装上市，“虚增利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后来直接拖累了整个企业。据报告称：该公司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每年年报反映的利润“分别是198万元、989万元和1406万元”，而2002年下半年，在上市无望的情况下，该公司“回过头来重新反映企业盈亏的真实情况”，结果是，前三年“分别亏损2197万元、546万元和1331万元”。 　　“为上市真的把昇鑫公司和太平集团害苦了。”银行方面人士叹息道。 　　据“调查报告”的情况显示，在寻求上市的过程中，昇鑫公司采取多缴税金的方法，以“提高利润”。 　　据称，昇鑫公司为应付有关部门的审查，“不得不假戏真做，将虚增利润带来的应缴税金如数缴纳”。1998年至2001年先后在临澧县和常德市财政局借款2779万元用于缴税，其中多缴税金2401万元。2002年下半年，该公司请求税务部门退税，退回1550万元，但报告称，这部分款项“于同年12月18日被县财政局收回抵扣借款。目前没有资料表明地税部门退回了多缴税金，可视为待退。” 　　“乌托邦”梦想破灭 　　昇鑫公司的破产使很多人为昔日的“湖南第一村”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疑问，但也许正如临澧县政府有关人士所言：无论是昇鑫公司破产还是太平集团所有企业破产，也不全是破而无产。 　　这似乎隐约透出一丝希望。“更多的应该反思。”湖南省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对“太平村现象”要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从体制、投资与管理等方面思考，因为太平村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太平村造成的数亿元的银行贷款损失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村这面旗树得太高了，无论是当时的吴志泉还是后面的继任者，都似乎没有了退路。”一位银行界人士分析，“如果当时化纤厂等企业实行破产，甩掉包袱找条出路，也许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债务黑洞。”但正是“造星”运动把它推到了只能前进的尴尬境地，以致不惜举债数亿元来“壮大”经济。 　　湖南省农办有关官员指出，太平村被抬得太快太高，做得也太大，有盲目投资、贪大求全之嫌，不仅开发区的宾馆设立“总统套间”，甚至在满洲里都有房产投资。“发展农村经济应该脚踏实地，因为农村经济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经不起折腾。” 　　而湖南省社科院专家陆远如则分析，太平村不是单纯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考虑，一开始就有“乌托邦”的痕迹。这点从太平村的大马路、豪华路灯、欧式民宅、太平山庄、免费教育以及村民福利等现象就可以看出来。而更让他担心的是，“国内还有不少‘太平村’仍沉浸在这样的憧憬之中。” --------------- 第10节“湖南第一村”(3) --------------- 　　见习记者/刘浪湖南报道 --------------- 第11节西部圈水样本(1) --------------- 　　一个西部圈水样本：二滩23亿亏损与1200亿投资的落差 　　按照规划，雅砻江干流拟开发21个梯级电站，总装机相当于1．5个三峡水电站。二滩公司总经理陈云华对此保守估计，“总投资至少是1200亿元。” 　　而据透露，到2002年底，二滩公司累计亏损已达23亿元…… 　　二滩补亏 　　大渡河、金沙江和雅砻江，俗称四川“三江”。 　　2003年10月20日，三江中最后一条黄金水道雅砻江被二滩水电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二滩公司）拿下。 　　二滩公司拿下雅砻江并非易事。位于雅砻江下游河段的二滩电站，是我国上世纪最大的电站。二滩公司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国投）、四川省投资公司（简称川投）、四川省电力公司（现为华电集团）合资设立，分别占股48％、48％、4％。四川虽拥有较大股份，但资本金比例只有6％，所以二滩的投资与收益主体还是国家。 　　二滩亏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微妙的原因就是企业资本结构。电站投产后，四川方面考虑到税收归属、风险承担等原因，宁愿让二滩电站损失也不愿舍弃属下中小电厂。 　　2000年，事情发展到了极致。四川省电力公司安排二滩机组仅利用1600小时，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发电设备4100小时的平均数，而且比省电力公司统调机组的2900小时还要低将近一半。轰动全国的“二滩事件”震惊了中央，成为电力改革的导火索。 　　在地方势力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二滩的角色显然是尴尬的。 　　而在争夺雅砻江流域开发权上，二滩公司同样又处在了一种奇妙的尴尬关系里。 　　早在1989年国家计委就规定，二滩有权依法从事雅砻江流域开发。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华电集团更希望能独家开发雅砻江。而二滩另一大股东国投也觊觎已久。 　　二滩公司已在雅砻江下游修建了二滩电站，国投总经理王会生告诉记者，如果还允许其他主体加入开发雅砻江，“那上、下游梯级之间的补偿效益就没法再分配”。他认为，只能由单一主体来开发一条流域。 　　他甚至表示，国投当初出资二滩，也就是看中了雅砻江流域。 　　双方抢夺雅砻江的心态可见一斑。 　　2003年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国投关于由二滩公司负责滚动开发雅砻江的请示，并要求“适时将二滩公司更名为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原投资方投资比例不变。 　　现在摆在二滩公司面前的除开发雅砻江外，就是积极补亏。而补亏似乎更是当务之急。令人玩味的是，在发改委再度发文明确由二滩公司开发雅砻江的同月，发改委就已着手研究如何把二滩公司这5年来的亏损补回来。 　　据陈云华透露，补亏研究的结果是，接下去3年，在二滩电站每年上网146亿度电的同时逐步调高电价。现在电价0．226元／度，2006年提高到0．278元／度，分3年到位。 　　陈云华坚信，“后3年足可把过去23亿亏损补回”。 　　买断幻象 　　四川省委常委甘道明曾直言不讳，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圈而不动”，将资源束之高阁。“四川省政府希望参与开发水电站的股东更多些，资金更大些，前期工作一定要提前提前再提前”。 　　而亏损23亿和投资1200亿，两个数字对比又不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 　　位于雅砻江下游的二滩电站曾是我国最大的电站，一举一动倍受关注。 　　对此，曾任开发银行投资局副局长的陈云华信心十足，“如何去折腾钱，我心里很清楚”。 　　按照规划，雅砻江流域实行梯级开发，1200亿将滚动投入。陈云华告诉记者，如果每年投入40亿～50亿元，这也需要25～30年。 　　二滩公司亏损23亿，即使每年投入40亿元，钱从何而来？ 　　开发银行明确表示，将给予二滩“量身定做”的金融支持。同时还表示，在二滩公司保证偿付贷款利息前提下，贷款本金的偿还可按照年发电量大小灵活掌握。 　　除了开行，工行、农行为二滩公司提供了近200亿元的信用额度支持。 　　陈云华承认，信用额度是一种业务概念。他并不否认二滩公司更希望得到一些“真金白银”，比如开行的“技术援助贷款”，贷款期为5年，利息仅为3．6％。 　　但记者了解到，以今、明两年看，开行提供的“技术援助贷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雅砻江的总体投入也没有达到每年40亿—50亿元。雅砻江的开发规模今年是5亿，其中开行的“技术援助贷款”是2亿；明年15亿—20亿，开行继续提供2亿。 　　对此，王会生并无半点担忧，“开发资金到位保证没有问题”。“会折腾钱”的陈云华也表示，资金压力不大。 　　除银行贷款外，陈云华认为，至少有四个途径可以保证资金：一是三大股东增资，二是发行企业债券，三是二滩公司上市，四是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 　　二滩公司三大股东的实力有目共睹，但它们目前既没有增资，也没有吸引其他投资者加入。 　　发行企业债券的前提是企业不亏损。第二途径对二滩来说现在还不成熟。然而发改委的补亏办法一旦实行，2006年后的二滩还很有机会。 --------------- 第11节西部圈水样本(2) --------------- 　　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咀嚼。知情人士透露，二滩公司今年账上有钱，前几天已安排去购买短期国债，“周转之下赚点小钱”；而陈云华告诉记者，已有很多浙江老乡找到他希望能一起开发，但被他拒绝了。 　　既然二滩公司“有钱可借”也“有钱可出”，那为什么投入的钱还那么少呢？ 　　雅砻江中下游还没有规划，无法进行投资，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如陈云华所言，“能快的都快了，能投的也都投了”。所以，二滩“不急”。实际上，它正在等待机会。 　　虽然西电东送，但国家是否把华中、华东电力市场给“西电”留出来，这是一个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全国的电网规划，而且也关系到了二滩公司将如何“折腾钱”。 　　从目前规划看，到2020年华东、华中缺2000万装机。陈云华告诉记者，“如果国家支持当地搞火电、煤电把这2000万缺口给补了，二滩开发雅砻江就可能存有较大风险”。 　　四川省政府随之也陷入了两难：一边担心圈而不动，一边忧虑“西电”没市场。 　　按照四川省政府对雅砻江梯级电站开发的规划，2005年锦屏一级开工，2007年锦屏二级开工，2013年锦屏电站第一台机组要正式投入，2006年桐子林要正式开工，在锦屏一级投入之前，桐子林也要投入…… 　　而陈云华认为，这仅仅是规划，如果投资者无利可赚，项目就不可能按期动工，“我们已强烈要求省政府到发改委去做工作”。 　　陈云华认为，如果西电东送一切顺利，“三峡是个金娃娃，雅砻江至少也是印钞机”。 　　据陈云华说，雅砻江的上网电价不会超过0．25元。“假设我这里算0．2元，长距离输电再加0．1元，即使加0．15元，送到上海也就是0．35元。”这样，双方的利润空间都很大，因为上海的上网电价平均就是0．4元。 　　［记者手记］圈水运动的潜在危机 　　一场争夺四川各大河流域水电开发权的“圈水”运动已经形成。 　　国电集团盘踞大渡河，长江三峡集团镇守金沙江，华能集团挥师岷江，华电集团屯兵杂谷脑河，就连大陆希望集团也悄然入主了四川水电站……甘道明为此感慨，“千河之省”的四川现在只剩下“溪沟小河”了。 　　王会生对圈水这样评价：不排除进入的盲目性。 　　他透露，为了抢占资源，目前很多电力企业都是全额负债投资。而五大发电公司中有些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一个供电区域的20％，“这会加剧恶性竞争”。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一针见血：圈水双双受益，水电投资商更多从建设项目中获利，而地方政府要的就是GDP。 　　纷纷扰扰的圈水运动注定给中国电力行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好不容易拿下开发权又不敢大力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二滩只是一个例子。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表示，“如果企业要将资源闲置，目前看是看不住的”。他认为，政府一定要大力支持已定发展方向，比如发展水电。 　　而一业内人士提出，国家应从宏观布局和监管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个规则，“如果一年不建设或不按计划建设，国家应收回，公开招标”。 　　一不愿具名的投资商还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国家层面一定要加强整个流域、电网、电力市场的规划，并要求投资开发主体服从规划；其二，对投资开发主体要遵循科学态度，避免投资商造成重大失误，避免形成不良资产。 　　而鲁志强认为，“在水电开发过程中，生态问题有被严重忽视的倾向”。 　　记者／何忠平成都报道 --------------- 第12节GE中国劳资真相(1) --------------- 　　GE中国劳资真相调查 　　如果GE在美国的员工知道中国员工的真实状况，他们会感到幸运吗？通用电气——这家连续5年被评为“美国最受推崇的公司”，几乎同时在太平洋两岸被自己的员工指责，韦尔奇身后的GE劳工问题日渐暴露…… 　　2003年1月16日，GE（通用电气）进入中国12年来的第一个劳资纠纷案在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庭，被中国雇员推上法庭的GE（中国）高度重视，派出多人到庭旁听。 　　而远在美国，就在此案开庭前的25小时，为抗议医疗保健费用增加，2万名GE美国本土员工持续两天的大罢工刚刚结束，余烟还未散尽。 　　没有工会保护的中国员工 　　2002年9月19日，徐益民一纸诉状将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简称GE中国）告上了法庭。在一份提交给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书中，作为前员工，徐益民要求GE中国撤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提出了相当敏感的申明，涉及法律尊严、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中国客户商业机密、抵制不正当商业竞争等等。2002年2月22日，徐益民收到来自GE中国高层的通知，内容包括担心徐的健康，请立即赴医院接受治疗，准予休假，无需赴公司办公。纠纷由此引起。 　　法院对16日的一审没有当庭宣判。 　　事后记者专程赶往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采访，法院方面对此避而不谈。对于与徐益民的劳资纠纷的起因，GE方面也不愿意多谈。 　　根据GE的规定，员工被解雇主要是依据GE的价值观和员工本身的工作业绩作出的，他们被淘汰时，有的可能合同已到期，也有的合同尚未到期。“员工被淘汰时，我们会根据《劳动法》和企业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例如会给予补偿。”GE公关总监李国威这样解释。 　　记者通过查阅GE的《员工手册》了解到，GE员工有权就关于工作、劳动条件等事宜通过逐级向上的程序进行投诉和申诉，最高可直至总经理和GE中国区总裁。申诉的结果最终由提出申诉的员工的总经理裁决，并经公司总裁认可。 　　但是，GE在与徐益民的纠纷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程序走。GE通知徐——立即归还公司电脑及财务，不得使用GE中国任何专有材料及不得联系人力资源部主管以外的员工及客户，如徐拒绝遵从忠告，将会受到纪律处分等。 　　GE的这种态度让徐难以接受。徐认为这是对中国员工的歧视，“像这样的邮件，GE敢发给一个美国本土员工吗？如果一些公司员工和客户与我是朋友关系，凭什么禁止我们联系？” 　　和徐益民案一样，从2003年1月1日起，GE公司在美国单方面开始执行要求员工分摊更多医疗保健费的措施。GE公司发言人加里?谢弗尔对此辩解说：“GE向员工提供一流的医疗保险计划，但我们不得不让员工自己来分担一小部分成本。”正是这种“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态度，直接引爆了GE本土2万多员工的集体罢工。 　　相比美国本土员工的行动有工会统一指挥，徐在中国只能自己一个人抗争。 　　对于GE单方面采取措施的做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文珍分析认为：“企业自行裁定申诉的程序往往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机制，如果员工的申诉对象成为企业本身时，企业往往会忽视员工的利益，单方面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决定。” 　　王文珍表示，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25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不满25人的可以几个企业联合成立工会。 　　我国外资企业的工会成立情况目前还是不错的。很多日资企业如松下在中国的独资企业都成立了工会。但是我国对于外资企业工会建立的管理还欠完善。据了解，我国官员已经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工会状况统计，但近几年的外资企业工会的统计数据却还没有。经过证实，GE在华的企业目前还没有成立工会。 　　没有工会组织做后盾，出现类似徐益民这样的劳资纠纷，员工的个人利益靠谁来维护？《劳动法》对工会的硬性规定的用处何在呢？王文珍透露，目前我国的劳资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协商——仲裁——诉讼三个步骤。如果劳资双方在协商不了的情况下，由劳动和社会保障仲裁委员会仲裁，不服仲裁最后再通过法院起诉来解决。不过，现在劳资纠纷的复杂程度越来越大，不服仲裁的情况越来越多。 　　美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就批评GE，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劳动保障制度不完善，进行生产能力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转移。 　　GE中国劳资调查 　　记者从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咨询中心了解到，外资企业的员工福利分为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4大块。4项福利是以上一年1～12月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其中由公司上缴的部分是，养老金交基数的22．5％、医疗保险12％、失业保险2％，相对应由个人分别交7％、2％和1％。而住房公积金由个人和公司各交7％，根据规定，户口在上海的员工住房公积金是强制性要交的，非上海户口是非强制性的。 　　李国威解释说：“在GE和GE控股的公司工作并签订过劳动合同的白领，公司均为他们购买了寿险、意外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标准和所有的外企都是一样的。” --------------- 第12节GE中国劳资真相(2) --------------- 　　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规处的汪阳先生说，“外企的各项保险都已经纳入社会统筹，在以往的检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过，但数字不能告诉你”。同时还存在外企漏交和欠交的现象。他对GE的相关情况也不愿意透露。 　　根据记者了解，GE的员工招聘主要是委托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来做。以GE在中国业务增长比较快的集团为例：该集团的普通销售人员3个月的试用期，基本工资是1000多元人民币。正式录用后，薪水再定。这样的待遇甚至不如一些本土企业。 　　已经被解雇的徐益民向记者介绍，他在GE第一年的月薪为人民币7000元，并以每年13％左右的幅度递增，第二年增加到9000多元。他的薪水的组成主要是固定工资，提成只占很少一部分，这个薪资水平在GE普通员工中算是很高了。不过徐强调：“我在GE的3年为GE创造了人民币1亿元的销售业绩。拿这样的薪水并不算高。” 　　这样的薪资和福利，与其他欧美跨国企业相比也不算突出。 　　GE医疗集团的一位行政主管向记者透露，目前她的月薪为4000多元人民币。虽然这个数字并不算高，但是她认为能够接受这样的薪水。这位主管这样解释她的理由。“我来GE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GE的企业背景和完善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据她介绍，她过半年后就要出国去加拿大，在GE（中国）的工作经历，会为她去加拿大后找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在她的同事中打算移民或出国的有好几位，抱有这样想法的不在少数。 　　李国威认为，“GE不是提供一个终身雇佣的地方，但GE必须要适应市场变革，有一天如果必须与雇员脱离关系，我们希望GE对员工有一个提升。我们不能提供终身雇佣，但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提高终身雇佣能力的地方”。 　　虽然，记者接触到的GE员工都认为GE能为自己提供一个系统的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机会，但是不得不承认，GE现在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因为GE的员工每年有10％～15％的淘汰率。 　　“这主要是GE工作的压力大。”一位GE有机硅集团的员工私下表示，许多员工在GE也就呆大约一到两年，他的直管经理3年里换了5个。“每年最多有10％的员工会被淘汰。”GE（中国）的公关总监李国威坦承，“GE的这种做法在韦尔奇在位时就遭到了外界攻击，但GE认为这是正确的。这就是GE的文化”。 　　国际劳工组织每4年都会对其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根据2001年的调查显示：55％的受访机构认为跨国公司为当地创造就业作出了贡献，71％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公司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等好于或等于当地社会的平均水平。可反常的是，只有29％的人认为跨国公司为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作出了贡献。很多人强调这些公司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是暂时的，并且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的阴影。 　　记者／徐锋杨瑞法北京、上海报道 *************** *第二章悲情资本 *************** 　　“你知道200万人民币要数多久吗？要两个多小时。”张成伦（化名）笑眯眯地说。作为台资上海公司的CFO，今年张成伦几次为了公司在大陆的投资，通过两岸地下金融通道把台湾的资金“挪”到上海，其间难免要经历数钱的“苦力活”。 --------------- 第13节提心吊胆的交易(1) --------------- 　　提心吊胆的交易：两岸地下金融通道调查 　　“你知道200万人民币要数多久吗？要两个多小时。”张成伦（化名）笑眯眯地说。作为台资上海公司的CFO，今年张成伦几次为了公司在大陆的投资，通过两岸地下金融通道把台湾的资金“挪”到上海，其间难免要经历数钱的“苦力活”。 　　根据台湾金融部门近期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两岸金融业务往来金额迅速成长，2004年1到5月总额已达420亿美元，平均每月金额比去年增加近40％。相关人士推算，全年两岸金融业务往来有机会首度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然而，在这个巨额数字之外，还有数额惊人的资金，通过“两岸地下金融通道”迅速游走着。 　　地下通道的汇兑秘密 　　“很方便的。”2004年9月3日，张成伦向记者详细描述了通过地下钱庄往台湾汇款的过程。第一步是将现钞提出来，现金不会有交易痕迹，这一步比较难，通常要跟开户银行关系比较好，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套出现金。第二步，如果金额不大，约一个地方让对方点数现钞；如果金额比较大，就到对方个人账户的开户行——不能存到公司账户，公司账户进去以后钱就很难出来了——让银行职员点数，存到对方账户，并拿到相应的证明，“然后台湾那边就把相当的台币打到我在台湾的账户。一般来说，隔一两天就可以到账。台湾往这边汇过来，管制没这么严，要更方便一些，把钱交给地下钱庄时存现金或转账都可以。” 　　出于安全的考虑，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汇款，汇出方一般分几笔或通过几家地下钱庄操作。记者了解到的一笔6月份汇往台湾的500万元人民币，就是对半拆成两笔通过同一家地下钱庄分两天汇往台北。 　　据知情人士透露，通过这些地下钱庄在两岸之间的汇兑相当于购汇的过程。以最近的行情看，“新台币”与人民币的汇兑比例在4．0到4．05之间，地下钱庄通常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比例，例如台商汇往台湾，以1∶4．0结算；而台湾汇往大陆，则按1∶4．05结算。一般地下钱庄可以赚取4～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交易的利润率在1％左右。 　　与正规途径相比，地下钱庄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新台币”与人民币直接结汇困难，通过正常通道，台商往往要经历“‘新台币’—美元—人民币”两次汇兑，与走地下通道相比，汇兑过程中要损失好几个百分点。另外，通过地下钱庄汇兑的速度更快，比合法通道一般快三四天。 　　上述知情人士说，上海规模较大的经营两岸地下金融业务的业者已发展到十几家，推广往往通过朋友间的人际相传，交易双方以老客户为主，每天的业务额少则一两百万人民币，多可达到四五百万人民币。以该十几家业者占市场份额80％，每年260个工作日推算，单单上海每年通过地下金融通道的两岸资金往来就有近百亿人民币。 　　在接受记者询问时，一位专家不愿估计全国或各地区通过两岸地下金融通道流动的资金数额，但他表示，“一个地区跟台湾之间有多少资金通过地下金融通道流动，跟本地区台商投资金额大小呈正相关系”。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有关数据显示，包含上海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只占台商对大陆投资比例的3％左右，而江苏、广东才是大头，今年1～4月两者分别占55．57％和17．94％。 　　“在江苏、广东、上海这些地方，太容易了，你打个电话就会有人帮你办理。”有台资银行代表处人士告诉记者，“这些钱庄一般在台北、上海、香港都有设点，资金来往很方便”。 　　该人士介绍说，对这些投资行为的监管本都有章可循，但实际上一些营业机构操作上时松时紧。“很多信托公司不审核台商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也不区分经营性资金还是非经营性资金。只要你证明是自有资金，在自己的账户上。这些都是违背外管局的规定的。” 　　地下交易规避投资审批障碍 　　据台湾一家金融机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钟敏敏介绍，正常渠道下，如果台商为了在大陆设立企业需要汇入资金，首先需要投资项目通过外资委或者发改委批准，然后去外汇管理局报备，再到银行开一个资本账户。具体的资金流动上，虽然台湾可以直接汇到大陆，但资金在台湾、大陆银行之间的流动上因为缺乏通汇关系，一般都经过第三地（比较多的是美国）。 　　而台商在大陆的获利如果需要汇往台湾则分为两种情况：通过实体经营获得的营业利得是报备制，在完税后经过审计与董事会决议就可以通过银行汇出去，需要的凭据是审计报告——证明利润是经过审计没有作假、董事会决议录以及完税证明；如果是通过QFII或其他纯投资性的获益输出则属于批准制，要有原投资的批准函，然后到外管局申请批准。 　　有台资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台商利得输出很少是第二种的，“如果是第二种也是通过地下管道，一般不敢去审批”。 　　一些台商告诉记者，这几年大陆投资机会不错，他们的钱往往根据回报率高低选择投资项目：前两年进出大陆股市的钱不少，这两年则比较多倾向于投资房地产，但最大的担心还是资金进出大陆的管道。 --------------- 第13节提心吊胆的交易(2) --------------- 　　但通过地下钱庄，“风险太大了。通过银行有凭有据的，你无须担心；而通过地下钱庄，你怎么知道哪天他接了你的钱不会跑了？”彰化银行昆山代表处的一位负责人如是说。 　　除了行动隐蔽，地下钱庄多重设置银行账户也给侦查带来难度。据了解，2003年12月查获的陈水源一案，台湾方面开立的银行账户就有华侨银行、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等19个，大陆方面亦有多个银行账户。而陈7年间经办的客户超过2000名，通汇资金87亿“新台币”。 　　“提心吊胆的交易” 　　熟悉外汇管理的人士告诉记者，通过地下通道流入的资金，最大动因是规避投资审批障碍：大陆方面，除了外商投资企业许可外，其他监管与约束措施还散见于有关结汇、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区分管理等相关的部门规章、规定或通知；台湾方面，对大陆投资项目则需要经过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审批以及金额不得超过投资主体企业净资产40％。 　　从统计数据的巨大缺口，可以发现两岸资金的巨大潜流。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2004年3月的数据显示，台湾“经济部”和国家商务部统计的台商赴大陆投资分别为554件、961件，金额分别为12．92亿美元、22．92亿美元。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投资在台湾“经济部”控制之外。 　　资金从大陆通过地下通道流回台湾则分为个人与企业两种情况。据知情人士透露，个人方面主要是一些台资企业派驻大陆的管理人员，将收入的部分节余汇往老家；而企业方面，为了规避税收，一些台商为了用足“两免三减半”等各地为吸引台商投资推出的优惠政策，账面上往往不赢利，实际的赢利部分就只能通过地下金融通道回到台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研究员王健民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对两岸资金流动的监管仍有不足。他近期在北京市海淀区做过一个调查，一些台湾资金通过港资或其他身份到大陆注册公司，其中还有一些利润出去以后辗转经第三地再回到大陆投资的情况，“现在官方公布的境外金融中心成为第二大投资来源，其中不乏有大量资金来自台湾”。王健民不太担心通过地下通道的资金流入，“流入更多对我们是好事，比较需要担忧的是流出，而且其中部分难说跟非法交易没有关系”。 　　与王健民观点略为不同，元富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投资银行法律顾问薛莹说，“本身国家就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多钱进来兑换成人民币，又对投资过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本身就跟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相悖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4年4月28日公布的2003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为184．22亿美元。这一数据比前一年的77．9亿美元又有大幅增加，后者是中国该项目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正值。一些专家认为，净误差与遗漏数据为正值，侧面印证了神秘资金的流入。 　　事实上，对于两岸之间的地下金融通道，内地监管机构的打击力度一直很大。据熟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士介绍，自2003年3月《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实施后，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白”、“黑”、“重点关注”三类名单实行分类管理，2003年3月～12月中，下发各地外汇局需核查的名单（企业和个人）共18279个进行初步核查，对经核查后属于外汇违规问题的，由外汇局进行查处，属于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地区层面的行动也很积极。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了解到，从2002年1月到2004年7月，上海一共“挖”掉了6个地下钱庄，平均每5个月捣毁一个。 　　一位数次接触过地下钱庄的黄姓台商说，“（他们）防范很严。只知道姓什么和他的电话号码，但不会告诉你他的公司名称。如果是台湾汇过来的款，钱会背过来给你，以免让你知道他的办公地址在哪里。每天背来背去都至少有上百万现金在身上，让你知道公司在哪，那还得了，想抢钱的只要守株待兔就好了”。 　　记者／柯志雄上海报道 --------------- 第14节青岛主题乐园破产(1) --------------- 　　亚洲第二大主题乐园破产调查 　　新规划让人看到，原来困扰青岛市6年的啤酒城问题含金量竟如此之高，故而引得各方力量争夺。环宇做好了蛋糕，准备享用时却被人抢走了…… 　　闪电破产 　　2004年8月14日，第十四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的日子。 　　对于喜欢青岛国际啤酒节（以下简称啤酒节）和青岛国际啤酒城（以下简称啤酒城）的人来说，节还是那个节，城也还是那座城，只是人却不是那些人了：啤酒城静悄悄地换了主人。 　　啤酒城主人的更迭缘于一桩进展神速的破产诉讼案。事件的主角分别是青岛国际啤酒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啤酒城公司）和青岛宏安机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安公司）。 　　1999年，宏安公司向青岛市崂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啤酒城公司偿付宏安工程款947万余元。当时，法院裁定啤酒城公司应清偿债务。但自1999年以来，啤酒城公司仅清偿55万元。 　　2004年4月13日，崂山区法院受理宏安公司要求宣告啤酒城公司破产偿债一案。4月15日下午，崂山区法院将受理案件通知书送达啤酒城公司控股股东新加坡环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环宇）。4月19日上午9点，崂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崂山区法院将裁定啤酒城公司破产的裁定书送达，并宣布裁定当即生效。 　　从受理到裁定破产，崂山区法院仅花了5个工作日。 　　据环宇公司说，啤酒城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在当时青岛市政府的安排下，由环宇公司与青岛市旅游开发公司合作成立的。双方约定，中方投入土地，外方投入资金并取得绝对控股地位（占80％股份），啤酒城可举办青岛市重大节庆项目——青岛国际啤酒节，收益归啤酒城公司所有。 　　据悉，啤酒城公司总资产7亿余元人民币。而啤酒城建成后，至今已举办6届啤酒节，每年收入数千万元。 　　但6年下来，啤酒城公司未得分文收益，反而背负了3亿元债务，并最终被947万余元的债务压垮。 　　3亿巨债悬而难决 　　环宇公司董事长吴振顺在1993年进军青岛时，绝没有想到会落到今天的结局。 　　当时的吴振顺是青岛市政府的大红人，他投巨资兴建“环宇青岛21世纪国际城”，其中包括大型俱乐部、跑马场、野战游戏场、商店、高级豪华公寓、别墅等。首期5平方公里的开发项目于1994年年中展开施工。 　　吴振顺说：“那时的青岛东部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多少人愿意来投资，我是看中了青岛的发展前景才来的。” 　　“环宇青岛21世纪国际城”签约之时，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及山东省和青岛市的主要领导均出席仪式。 　　但啤酒城项目却使环宇和青岛市政府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 　　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青岛市政府已投资建设啤酒城，作为举办啤酒节的永久场所，但效益不佳。于是，市政府决定与环宇合作，重新改造啤酒城，“把它建成一个迪斯尼似的游乐园”。 　　据曾参与建设啤酒城项目的人士透露，当时的吴振顺也为青岛市政府做出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而心动。报告中提到，啤酒城的门票是100～150元，以每天客流量10万人左右计算，预计两年即可收回投资。于是，他决定合作。 　　为能赶上1998年7月开幕的啤酒节，啤酒城改造项目在1998年1月28日（正月初一）开工。豪情万丈的吴振顺也穿着牛仔裤亲自上工地干活。 　　啤酒城每年只在举行啤酒节时红火一阵 　　在吴振顺的计划里，啤酒城应该是中国最大的主题乐园，在亚洲也仅次于东京的迪斯尼乐园。 　　经过半年的紧张建设，1998年7月8日，青岛啤酒节开幕时，改造后的啤酒城终于建成80％并投入使用。 　　然而，就在吴振顺准备大把赚钱时，事情却急转直下。 　　双方的第一个矛盾在门票价格上。 　　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士回忆，啤酒节开幕时，青岛市政府要求将门票降至50元／人，以使更多的人能进去狂欢（原定是100～150元）。随后，政府方面又拆开游乐设施的围栏，让进场的人能自由玩乐，而这些游乐设施环宇本来计划另外售票的。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吴振顺几乎和在场的一位官员大打出手”。 　　一波未平，双方又在门票收入的分配上再生矛盾。 　　“合同上没有写明如何分配门票收入，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巨大的缺陷，但在当时，和政府关系良好，谁也没有想到要用合同去具体约定。”环宇方面不无遗憾，他们找到青岛市政府要求分配门票收入，青岛市政府方面却委屈地说：门票收入全部支付了办节费用，办啤酒节亏了，所以没有钱。 　　双方在门票问题上多次协商，最终也没有结果。这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均有地产投资的环宇倍感压力。内忧外患之下，环宇撤回了新加坡，其在青岛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基本停止。 　　于是，啤酒城公司欠下的3亿元债务成为久解不开的大问题，啤酒城也由此一蹶不振。 　　环宇走后，青岛市政府接管了啤酒城。“每年要开啤酒节了，政府打开门，粉刷粉刷墙壁，检查检查游乐设施。开完啤酒节后，啤酒城又荒在那儿。”一位青岛市市民告诉记者。 --------------- 第14节青岛主题乐园破产(2) --------------- 　　而啤酒城项目的施工单位以环宇未支付工程款，纷纷将其上诉到法院，到2001年执行的要求环宇偿债的案件就达500起，“从几百元到上亿的都有。”环宇的一位债权人说。 　　环宇认为，是政府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啤酒城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最终使债务无法短时间内解决。“青岛市政府在啤酒城内举办啤酒节，每年都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啤酒城公司却分文未得，最终只尽投资义务，却毫无经营、收益权利可言，啤酒城公司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环宇在一份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报告中说。 　　青岛市政府则坚持认为，啤酒城公司背负巨额债务在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和政府无关。 　　再起争端 　　2001年，环宇重返青岛。此时的青岛市房地产市场牛气冲天，房价一路上扬。环宇当年取得开发权的5平方公里土地，变成青岛市的黄金宝地。崂山区一位官员2002年告诉记者：“环宇的土地180万元一亩都会有人抢着要。”到现在，这个价位应当还会大幅度上翻。 　　重返青岛的吴振顺似乎平顺了许多。“我是一个商人，我看中的是挣钱，现在青岛房地产市场这么好，能好好挣钱就行了。”吴振顺表示要积极参与青岛新一轮城市建设开发。 　　吴振顺归来后的一大动作就是清偿啤酒城公司债务。根据环宇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的材料，环宇目前已向崂山区法院缴纳1000万元作为总体解决在青岛全部债务的担保。据环宇的一位债权人透露，在啤酒城公司债务方面，环宇已清偿中国光大银行及交通银行贷款共2．8亿元人民币（本金加利息），“小债主的钱还了500来万，协商解决电业局电费3000万，用其他房地产解决2000余万债务，总的债务还剩下5000万元”。 　　不料，宏安公司却突然要求啤酒城公司破产还债，而崂山区法院又快速判决啤酒城公司破产。始料未及的啤酒城公司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啤酒城公司在上诉材料中提出的崂山区法院未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给予啤酒城公司答辩期等违反法定程序问题，青岛市中院在裁定书中认为，崂山区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向啤酒城公司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另外破产案件属于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对其的开庭审理在相关法律中并未规定明确的答辩期限，因此啤酒城公司的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啤酒城公司提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自己不具备破产条件。青岛市中院则认为，啤酒城公司欠付宏安公司的工程款947万余元，虽然偿还55万元，但余款未作清偿达四年之久，已经呈连续状态，而且尚有被申请执行的债务5000余万元未清偿，因而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青岛市中院的裁定驳回啤酒城公司的申诉。广东省法律界一位知名人士解读崂山区法院和青岛市中院的裁定书后，认为从程序上看，两级法院的判决没有不当之处，但出现这样一致的判决结果，应该有有关部门干预的可能。另外，“对于审理破产案件，中间应该留时间给债权人及债务人双方协调，能不破产就不破产，但这个案件没有留给双方协商的时间”。 　　此外，有环宇的债权人透露，在分担啤酒城公司的债务问题上，环宇的合作方青岛市旅游开发公司没有承担债务，反而得到两块补偿地，所做房地产开发建筑面积分别在10万平方米左右，“真是因祸得福”。 　　祸起新规划？ 　　啤酒城公司的债权人反映，啤酒城的破产不过是多方力量争夺啤酒城土地的表现。 　　啤酒城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不久就对啤酒城资产进行拍卖。青岛市当地媒体的一篇文章，称这次拍卖为一槌定音的阳光拍卖。但知情人士却表示了异议：首先，地面设施的起拍价为1．2亿元人民币，保证金却要缴纳1亿元人民币，而有关法律规定，一般只需交起拍价的10％即可。 　　这家媒体同时还报道，拍卖现场有数家单位竞拍，实际情况是只有两家，“拍卖师就叫了3声，一声加价100万，最后东亿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东亿）以1．23亿元的价格拍得啤酒城地面设施，整个拍卖过程10分钟不到，并没有出现激烈竞拍的场面。”一位到过拍卖现场的知情人士说。 　　更大的玄机其实在啤酒城的新规划上。 　　青岛市当地媒体发布的消息是，啤酒城易主之后，将进行商业运作，但如何运作却只字未提。环宇的一位债权人透露，所谓的商业运作，其实就是将啤酒城现有的土地中，近200亩重新规划再做一个啤酒城，以供每年举办啤酒节用，剩下的土地则做房地产开发。据记者调查，目前这个规划已被提交青岛市人大，正在走相应的程序。 　　这是一块诱人的蛋糕。有知悉规划内容的人士算了一笔账（按规划内容），规划含金量最大的是300亩地开发高档住宅，建筑面积初步规划为60万～70万平方米，以啤酒城的黄金位置计算，高档住宅装修后售价可达1万元／平方米，销售收入为60亿～70亿元，拿出20亿作新啤酒城开发建设费用绰绰有余，剩下的40亿～50亿元，减去建筑、安装成本以及高档装修费，税前利润可达30亿～35亿元人民币。 　　但实现巨额利润的关键是，改变啤酒城土地性质，使之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外界并不知晓其中奥秘：规划的具体内容未公示，加上在拍卖公告里，“只提拍卖地上设施，没有提土地。很多人不敢去，怕拍到一堆没用的废铁（地面设施）。如果知道可搞房地产开发，肯定不会仅两家公司参拍”。据到拍卖现场的啤酒城公司债权人介绍，啤酒城土地使用性质改变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东亿公司等于用1．23亿拍得了300亩土地，太划算了”。 --------------- 第14节青岛主题乐园破产(3) --------------- 　　环宇一位债权人透露，即将通过的啤酒城新规划是吴振顺在2004年3月份做的，大约在5月份，即提交青岛市人大，“新规划让人看到，原来困扰青岛市6年的啤酒城问题含金量竟如此之高，故而引得各方力量争夺。环宇做好了蛋糕，准备享用时却被人抢走了”。这位债权人这样评价啤酒城公司破产的深层原因。 　　据记者调查，东亿公司原是崂山区经济发展局下属企业，主营房地产和热电等，2001年左右改制，但仍是崂山区政府控股。 　　吴振顺在啤酒城公司被宣布破产前已被拘留，对啤酒城易主一事浑然不知，环宇也因此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熟悉吴振顺的环宇一位原副总经理介绍，吴遇事不愿妥协，“出来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想”。 　　记者／郑良策山东青岛报道 --------------- 第15节“民间放贷者”(1) --------------- 　　“民间放贷者”泉州报告 　　由于“人体主动脉”的正规金融的收缩，作为“毛细血管”的民间金融显然难以完全替代其作用，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的晋江鞋业，正因为失血而陷入一个可怕的三角债漩涡。 　　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其实却是密切相关的。 　　林来福（化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或者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扯上什么关系，他甚至不知道，2004年第二季度泉州市金融机构贷款发放额大幅度下降。他惟一关心也了解的信息是：“今年的资金很紧张。” 　　43岁的林来福家住泉州南安市仑苍镇，是当地一家生产水暖设备的小工厂老板，他还有另外一个不愿意过多谈论的身份——民间放贷者。 　　信贷收缩 　　福建泉州这个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人口达630万的地级市，和浙江的温州一样，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2004年7月28日上午，中国银监会泉州监管分局薛育真副局长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记者的来访。 　　当记者问及宏观调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时，薛用平稳的语气说：“泉州的产业大部分都是轻工业，基本不在本次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内，泉州市金融机构上半年的存贷款都稳步增长。” 　　不过，记者辗转得到的中国人民银行泉州支行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第二季度的贷款发放仅12亿元，和第一季度的63亿元相比出现骤减。 　　存款增长也出现了下降，泉州市金融机构第一季度存款余额为1087亿元，但是第二季度仅增长了20亿元。 　　“本来第二季度是贷款发放的高峰期。”泉州市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人士表示。 　　实际上，地方性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的收缩非常明显，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二季度，泉州市商业银行已经停止发放所有的新增贷款。 　　“由于中、农、工、建四大行贷款发放权上收，他们主要做大客户，低于500万元的单子是不接的，因此中小企业这块市场主要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和股份制银行在做。”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泉州市商业银行，上半年总计发放贷款也仅2亿元。 　　“在晋江和石狮，第二季度存款下降得比较厉害。”工商银行泉州市分行一家营业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位金融界人士认为，存贷款的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央行收缩信贷是主要原因。此外如受CPI上涨的影响，存货偏好导致了资金需求的上升，负利率也是造成存款流失的重要因素，而民间借贷利率高涨也造成了存款流失。 　　“有的银行在第二季度时，并不发放贷款，而是发银行承兑汇票，这样既可以不丧失业务，又可以降低贷款额。” 　　千亿民间资金涌动 　　就在正规金融收缩的同时，民间金融日趋活跃。泉州的民间资金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答案。 　　不过，2002年底人行福州中心支行对民间资金的一次调查显示，泉州的民间资金和银行存款余额数目相当，比例大概是1∶1。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目前泉州民间资金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 　　林来福所在的仑苍镇，离泉州市区约40多公里，和隔壁的安都镇一样，当地企业大都从事水暖设备生产，有“水暖之乡”的称号。 　　“去年是二分，今年开始就是三分五了。”林来福说。所谓三分五，是指民间借款利息是每月每千元35元，这意味着其年利率高达42％。 　　“五万元以下的借款一般不用担保，要是更多的话，就要有东西来抵押，或者找担保人。”林来福告诉记者。 　　在仑苍镇，像林来福这样的放贷者有20人左右，他们手头都掌握着不下千万元的资金。在放贷的同时，他们还起着吸收存款的作用，这基本上是过去存在的农村基金会模式的延续。 　　资金方为什么会放心把钱存给这些放贷者呢？林来福说，放贷者都是在当地挺有名望和实力的人，其他人一般不会担心放贷者潜逃。 　　放贷者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是一分二到一分五。实际上，一些神通广大的放贷者还通过一种更低的成本融得资金——银行贷款。当地农行贷款的年利息最高是7厘左右，放贷者获得银行贷款后，转手放贷，就能够获得高达二分八甚至三分的净利。 　　据了解，民间借贷的金额一般在100万元以下，最高的也不超过300万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同样是泉州市的辖区，在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差别很大。在晋江市陈埭镇，借贷月息要低得多，一般是一分二到一分五。 　　金融界人士认为，这可能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民间金融的成熟程度不同造成的。 　　为什么利率较低的陈埭镇，其民间资金不会向利率更高的仑苍、安都镇等地流动呢？当地人士认为，这和民间放贷的特性有关，“不熟不贷”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也是一种所谓的熟人社会文化现象。对于这些放贷者而言，能否收回资金远比获得高收益更重要。由于受到这个规则的制约，放贷者的放贷范围和规模都受到限制。 --------------- 第15节“民间放贷者”(2) --------------- 　　“在陈埭这边，一分二到一分五左右的价格能够借到钱，但是如果你开三分的利息，谁也不敢把钱借给你。”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利息过高导致大量坏账出现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了。 　　在五年前，陈埭的情况和现在的南安仑苍非常相似，一方面，这和当时资金紧缺、需求量大有关，如远华案的主犯赖昌星就经常以三分甚至更高的利息从晋江等地获得借款，用于外贸走私。远华案爆发后，不少当地的放贷者均被拖下水，因无法偿债而潜逃。另一方面，由于利息过高，借贷者根本无力偿还本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冯兴元研究员认为，这涉及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问题，支付能力越低的借贷者，越愿意出高息获得借款，而在借款到手后，他根本就不准备还。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完成原始积累的。”陈埭镇的一名政府官员对此毫不讳言。 　　但是，陈埭的一家企业高层人士告诉记者，一分二到一分五只是一个一般的行情价，由于上半年资金紧张，企业流动资金普遍短缺，民间放贷者对于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得知企业需要补充流动资金时，会借机提高利率，借贷月利率通常能达二分五至二分八。 　　以现在二分五的利率和过去的一分二比较，1000亿元的民间资金成本每月融资成本增加13亿元。 　　民间资金的生存状态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其发展和民间金融休戚相关。 　　“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但民间借贷有时候却像雪中送炭。”利郎（福建）时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诚初评价。 　　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服装企业的遭遇颇有代表性：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员工3000余人，年生产能力超过380万件（套），年销售额达4亿元。然而，2002年下半年，公司在流动资金方面较紧张，于是向银行申请一笔500万元的贷款，但是直到2003年上半年，这笔贷款还没批下来。 　　“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还没着落，如果是投资的话，什么商业机会都丧失了。”业界人士评论道。 　　在晋江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几乎每一家企业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只能转而求助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借贷。 　　到目前为止，泉州登记在册的企业达10万余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由于商业银行普遍有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偏好，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同时，民间借贷还充当着“风险投资”的功能，在企业初创期间，创业者通常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依靠个人储蓄又很难达到资金需求，只能通过民间借贷。 　　泉州银行界人士估计，除了高息放贷，民间资金还活跃在票据市场、外汇炒卖、地产投资等。其中放贷估计占60％，票据市场所占资金20％左右，外汇则占10％。 　　只要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民间放贷者次日就可以提供所需资金。据了解，银行的贴现率是3.6‰，而民间放贷者的贴现率约在3.5‰~8‰之间。 　　“这块业务原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受到挑战比较大。” 　　在泉州市晋江等地，“合会”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仍然存在，人们称之为“私人银行”。但据了解，在晋江地区，合会所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从事生产。在1994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内，晋江也出现过倒会事件，随着人们吸取教训，这两年基本没有出现倒会现象。 　　实际上，泉州当地的民间资本，也在遭受外来资本的竞争。江浙一带的资本，甚至台资，也在泉州寻找机会。 　　胡诚初也坦言，自己经常接到来自上海的朋友的电话，这些人手头有百来万资金，希望通过他牵线搭桥，在泉州当地找一些可靠的企业放贷。 　　业界人士分析，陈埭的民间借贷利率近期内没有上升，可能和资金供给相对充足有关，毕竟外来的资本力量不可小觑。 　　这又形成了一幅相当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缺乏明朗前景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金寻找出路。 　　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食利阶层，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拥有百万元或者更多的现金，他们自己不从事实业经营，依靠放贷的利息为生。 　　此外，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扮演了民间放贷者的角色，他们有着放贷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此外，泉州还出现了一批拥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现金的“富婆”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和当地风俗有关。在当地，女儿嫁出去以后，是不能回娘家分家产的，所以娘家会在女儿出嫁时给予丰厚的嫁妆，价值上百万元颇为常见。 　　此外，民间放贷者的代际继承现象也颇为有趣，像林来福这样的放贷者，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的父辈也是放贷者，但年事已高，而林来福正年富力强，因此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 　　对于放贷阶层的形成，胡诚初认为和现在的商业环境有关：“现在市场竞争远比过去激烈，自己出来重新创办一个企业，已经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容易了，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低不说，还会贬值，不如干脆拿出来，借给熟悉的人，自己的财产既能够增值，也能够帮助其他需要资金的人，也是双赢。” --------------- 第15节“民间放贷者”(3) --------------- 　　失血危机 　　金融之于经济，犹如血液之于肌体。如果把正规金融比喻为人身的大血管，则民间金融相当于毛细血管。 　　由于作为“人体主动脉”的正规金融的收缩，作为“毛细血管”的民间金融显然难以完全替代其作用，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的晋江鞋业，正因为失血而陷入一个可怕的三角债漩涡。 　　晋江市被称为中国“鞋都”，而制鞋业主要集中在陈埭镇，仅陈埭镇在政府登记的鞋厂就达3000家。 　　“这是领了牌照的厂的数目，不包括家庭作坊在内，如果全部统计起来，估计有四千多家。”陈埭镇企业办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晋江年生产旅游鞋约4亿双，占全国产量的40％，占世界旅游鞋产量的1／5。 　　蔡先生是晋江陈埭一家皮货店的老板，专门为鞋厂提供皮革，其年营业额大约200万元左右，他说，这两三年来，应收账款总共达100多万元。 　　“这两年，大家都想扩大规模，有10万元，想做50万的生意，怎么办，就是把供货商的货款拖住，过去一般是月结，现在我两个月内能够收回货款，都已经算是回款顺利了。”蔡先生说。 　　冯兴元认为，欠款周期的拖长，客观上反映了资金的紧张，而企业间的商业信用问题正在恶化。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经销商拖住供货商的货款，供货商再拖住上游的货款，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债务怪圈。 　　被称为“鞋都”的晋江，已经形成了一条与鞋有关的产业链，包括皮革、吹塑、EVA、电脑制绣、织标等，大至制鞋的机械设备，小到鞋钉鞋扣，应有尽有。链条环环相扣，其中的企业互相依存。 　　“以生产德尔惠运动鞋的公司为例，销售额达2.5亿元，上游供应商有几百家，假如一家倒闭，这上百家供应商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而它们被卷进去又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受到牵连。”当地业界人士认为，三角债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危险的气息正在逼近，就在前不久，当地一家老牌鞋厂由于拖欠供货商货款被媒体曝光。据称供货商多次追讨货款不得，只得向媒体曝料，最后导致企业停产。记者致电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否认了停产的说法。 　　目前陈埭的制鞋业产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顶端是十余家生产规模过亿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在两三千以上，年产量估计可以达到几百万双鞋；中间是几百家中型鞋厂，员工在数百人到千人之间；此外是其他小型鞋厂。 　　胡诚初认为，像安踏、三星等这些分布在金字塔顶端的知名企业，具有很好的品牌和较高的知名度，无论是银行、民间放贷者还是供应商对其都非常放心，因此它们并不担心资金的来源。现在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年产值千万元左右的中型鞋厂。 　　实际上，这些貌似强大的中型企业经常面临着生存危机。它们和百人左右的小企业不同，小企业接不到订单，可以马上关停生产线，但是对这些中型企业来说，如果生意不济，即使把生产停下来，由于其员工上千人，一个月仅工资支出就要上百万元，加上过去的银行贷款需要还本付息，停产意味着难有翻身之日。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这些中型企业唯一的出路是尽快做大，从而分享大企业的“特权”。 　　不幸的是，就在这些中型企业扩张的时候，遭遇银行信贷的紧缩。由于这些企业的融资安排通常是银行信贷占一块，民间借贷占一块，银行信贷受到挤压，企业的资金链必然绷紧，只能以拖欠货款、民间借贷等方式来勉强维持。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这些中型企业数量众多，一旦出现大规模倒闭，将把制鞋产业的大多数人拖下水，从而毁掉整个产业。 　　资金链条的绷紧，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7月26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制约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资金融通机制，有效化解融资难题。具体政策包括：鼓励和引导各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及县域经济的融资支持，逐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比例。设立“扶持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大力鼓励政府、中介组织、民营企业组建投资担保公司，探索设立风险投资公司，不断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从7月1日起，暂时对工业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降低税负水平。 　　然而，这样的自救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长期以来累计的风险还有待观察。 　　记者／邹愚泉州、厦门报道 　　（感谢《东南早报》记者刘鹤祥大力协助） --------------- 第16节“集体癔症”(1) --------------- 　　一场“钱生钱”的“集体癔症”： 　　福安25亿元民间标会崩盘调查 　　2003年底，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也传出风声，说政府要打击标会。但新年过后，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终于酿成悲剧。 　　6月的福安，正处在痛苦而迟缓的苏醒之中。 　　这个曾经是宁德地区所在地的城市，凭借着电机业和拆船业，成为闽东经济重镇。而今其民间经济处于泡沫破灭之后的严重失血状态。 　　“它（标会）影响了福安80％的家庭，”一位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说道，他本人也是标会的受害者。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社会治安，此前，这个总人口65万的小城市已经发生过数十起暴力事件。 　　街头张贴着福安市公安机关“打击借‘倒会’之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禁止采取威胁、恐吓、绑架、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禁止借机哄抢财物、实施“打、砸、抢”。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涉及金额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 　　“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西方把它称为“RotatingSavingsandCreditAssociation”，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上。 　　一个11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由发起人（会头）邀请10个亲友（会脚）参加，约定每人每月拿出1000元会钱“做会”，第一个月，总计1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也称标金）最高（如300元），则当期的总会款1万元交给该会脚，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1300元的会钱，而到第二个月，总会款成了10300元，以此类推，直到标会结束，没有竞标的会脚就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越往后收益越高。 　　会头要承担会钱筹集、追缴、竞标等工作，作为回报，所有的会脚在入会的时候要多缴纳一次会款，即1000元／人，总计1万元交给会头免费使用，直到标会结束时再发还给会脚。如果会头也参加竞标的话，那么竞标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一样要交纳会钱。 　　福安的“标会”基本上是遵循这套规则运行的，最早是“月会”，然后是“半月会”、“十日会”、“五日会”，最后到“日会”，直至轰然倒塌。 　　集体癔症 　　福安的标会早已有之，据介绍，早在1992年的时候，当地就已经崩过一次会，当时每个会平均的资金规模在几十万元之间，最大的也就一百多万元。但是标会的崩盘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清会”整整花了四年时间。 　　1999年，福安的经济初步恢复元气，“标会”又卷土重来。也许是接受了几年前的教训，刚开始的标会都是月会，入会的人也不太多，每个会员的会钱在数百元到几千元之间。 　　2003年，国内的普遍缺电为福安的电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福安的电机开始畅销全国，电机厂的老板们发现，他们卖一台电机竟然可以赚到一万元到两万元的纯利，“只要开足马力，钱财就滚滚而来。” 　　财富的诱惑让人们开始冲动，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另外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感到眼红心热。 　　标会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另外一种“一夜暴富”的机会。 　　26岁的陈燕（化名）是福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1999年开始经商，在生意刚起步的时候，她通过参加亲戚朋友组成的月会，获得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几年下来，她的服装店给她带来了几万元的积蓄。 　　“一开始很正常，会里都是熟人，外面的人是不能介入的。”但是到2003年下半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陈燕发现，除了自己，会里的其他人好像都突然富裕起来了，仔细一问才得知，这些人除了参加“月会”外，还参加了“半月会”，会里的一些成员甚至用标来的钱参加其他“半月会”。 　　再往后，标会的时间越来越紧凑，从“十日会”到“五日会”，最后变成了疯狂的“日会”。 　　陈燕发现，那些参加“日会”的人，获得了惊人的高息，有时候一万元的日会，标金高达40～50元。身边的一个朋友在交纳30万元会钱后，一个月竟然获得了15万元的回报。 　　“每个人都知道最后会倒掉，但是谁都认为没那么快，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陈燕说。 　　福安当地的第二大“会头”李住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 　　2003年底，陈燕终于下定决心，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加上储蓄和向亲戚借的钱，共计13万元，参加了一个“半月会”，交了6个月的会款后，共计获息6.1万元。 　　最后的崩盘发生在2004年5月18日，福安当地的第二大“会头”李住投案自首。这个40岁左右的女人是经受不住会脚的追债而投案的，据称她的会总金额达到1.3亿元。李住在做会前，是宁德市医药公司福安采购站的职工。对她来说，拘留所可能是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她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走入满目疮痍的别墅，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的豪华阔气。她的会脚们说，在投案前，李住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送到了国外。 --------------- 第16节“集体癔症”(2)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公安机关从李住家中抄出了一张欠条，高达1560万元。“这是目前福安已知的、金额最大的欠条。” 　　会头李住的投案，是因为她的一个“会脚”江翰文在5月初的出逃，江翰文又是另外一个标会的“会头”。这就形成了“会中会”。 　　除了会中会外，小会的会头参加大会，大会的会头参加更大的会，会套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资金不断向顶端聚集。 　　正是这种“会中会”、“会套会”形成了一个连环套，一环断裂，集体崩盘。 　　“一夜之间就瘫痪了，很多会头都找不到了。”一名会脚说道。 　　福安最大的标会“会首”叫陈丽萱，她的会金额高达3亿元。据她的会脚介绍，陈丽萱今年27岁，当地人都叫她陈丽萍，陈原来无固定职业，依靠做会，令人惊讶地成为了福安市的人大代表。据她的一名会脚说，当时福安某街道要投8万元建一个公厕，街道办拿不出这笔钱，陈丽萍非常大方地垫付了，因此被选上了人大代表。陈丽萍现在也已经身陷囹圄。 　　陈丽萍和李住只是已知的会头中涉及金额最大的，至于是否还有未知的更大的会头，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记者调查获悉，仅仅福安城北街道办事处调查登记的金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会头已达27人。 　　福安的标会总金额到底达到多少，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一个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总金额约25亿元，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10余倍，2003年福安的财政收入也不过2.3亿元。 　　赌场：资金的“黑洞” 　　是什么造成了“标会”的崩盘？ 　　所有被采访对象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是赌场。”赌场造成了标会的疯狂，最后导致了崩盘。 　　福安的地下赌场在当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历史了。最早的赌场开设在福安市赛岐镇的象环村，其幕后老板是绰号叫“弟弟头”的人物，据称此人精明干练，出手阔绰。“弟弟头”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其拥有一部车牌为“闽A33333”的760型宝马轿车，此款车售价在200万以上，而其特殊号码的车牌，据称花费了“弟弟头”30万元。 　　赌场的地点经常更换，包括福安的各个乡镇，还有福安市周围的山上，有一段时间就设在“弟弟头”在城内的老房子里，这房子离“弟弟头”名为“豪景园”的豪华别墅仅有数百米之遥。每次赌场开张时，约有20多名马仔看场，每个人都配备对讲机，主要分布在各个路口观察，一有警察或者陌生人出现，马上通知场内人员散去。 　　马仔们看场的报酬是每天200元人民币，如果遇上公安机关抓赌，马仔们被抓进看守所以后，每天还能获得500元的额外补贴，因此，不少马仔都愿意被抓。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根本进不了赌场”，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道，要进赌场，须经过三道关卡。 　　赌场内往往只有一张桌子，玩32张牌，四名玩家摸牌，其他玩家分别下注，人数往往能达到一两百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赌博，有人下注，有好事者观看，场内甚至有卖方便面、茶叶蛋的。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了。”一名坦言自己去过赌场的人士说道。 　　赌资的多少和参加人数有关，多的时候一天台面上的赌资可达五六百万元，少的时候几十万元。一个在当地传为笑谈的故事说，一个赌徒到某个地下赌场赌博，那人将仅有的9000元作一注押了下去，没想到竟被庄家呵斥“把零钱拿开”，原来这个赌场每注要1万元整起押。 　　赌场的抽成是赢了抽7％，输了抽6％，如果先输了10万元，后来又赢回这10万元，就必须付给赌场老板共计1.3万元的抽头。 　　除了“弟弟头”的赌场外，也有其他赌场，但是据说如果在“弟弟头”的赌场赌博被抓获，“赌场保证你只会被罚款，不会被劳改，罚款和被没收的赌资都由赌场出”。由于其“信誉良好”，吸引了多数赌客前往。 　　“弟弟头”并不是独占所有的好处，他在赌场中的股份是50％，其余分给他手下几十名大大小小的赌徒，他需要靠这些赌徒来活跃赌场，吸引赌客。 　　江翰文也是一个赌徒，他在输钱之后就参加了李住的标会，用标来的钱还赌债。知情人士称，李住的会中，一半左右是赌徒，另外一半则是梦想发财的人们，这些赌徒以高息标走会款带到赌场，然后全体会员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手气。 　　为了筹集赌资，标会在某些人的操纵下，从月会变成了“日会”，为的是能够更快地抽血，来养活赌场。 　　还有一部分会钱则进入赌场外围，用于放高利贷，专门借给那些赌徒。据称每万元高利贷每天的利息是200～300元，隔夜400元。 　　如果一个赌徒输光了，放贷的人还会把钱继续借给他，指望他赢回来，才能偿还债务。 　　随着标会的崩盘，福安的地下赌场也偃旗息鼓，“弟弟头”自然也不知去向。 　　福安市公安机关目前正对在逃的八个会头进行通缉，这八个人包括最早出逃的江翰文以及陈成贵、肖秋华等，其名单曾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过，据称，这八个会头涉及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 　　记者在福安看到的政府相关公告，如《关于民间标会相关法律知识问答》、《福安市公安局通告》等，落款的日期都是2004年6月1日或者更晚。 --------------- 第16节“集体癔症”(3) --------------- 　　创伤难平 　　“现在福安的十个人，有九个都在吞咽苦果。”陈燕说。 　　陈燕的13万元会款加上6.1万元的利息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她还是觉得庆幸：毕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用标会的钱来参会，“很多人现在只能天天躲在家里哭，出门就可能因别人用极端手段逼债遭到不测”，陈燕说这话时候，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她准备再开一家服装店，赚钱还欠债。 　　但是，她的前途也并不乐观。 　　2004年2月份到4月份，是标会最疯狂的时候，福安仅有的三家准三星级酒店日日爆满，在这里的餐厅吃饭要提前预订，所有的卡拉OK、歌舞厅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在挥霍，甚至像样一点的招待所都爆满，人们都不愿意住在家里，更愿意住到酒店去，“没有人把钱当回事”。 　　“如果你在5月初来，绝对没有地方住。”一名被采访对象告诉记者。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福安涌现了很多好车，仅宝马就有十余辆，一间价格在40万元左右的店面，也被炒到了100多万元。 　　当地一位官员说：“福安的GDP在福建排名约35位，但是消费水平排名第八。” 　　但是，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了，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了，三家酒店入住率不到50％，受损最惨重的，就是存款在10万～50万元的家庭，不少家庭的财产在一夜之间成了泡影。这些钱的去向，除了挥霍，主要是被赌场这个漩涡吸走。 　　2003年底，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也传出风声，说政府要打击标会。年关临近，大家发现手头都很紧张，于是互相打欠条，以求顺利渡过难关。 　　而开地下赌场的“弟弟头”，在2003年底也曾经被宁德地区公安部门捕获归案。但是在交纳罚款数十万元后被释放。 　　“如果当时能够停止下来，慢慢消化这部分债务，也许不会这么惨。”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新年过后，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终于酿成悲剧。 　　金融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一位金融机构人士透露，在标会最盛行时，福安市农村信用联社的存款余额从6亿元降到了5.2亿元，由于四大行从乡镇一级收缩，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尚且如此，在城市中的四大行和商业银行受到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创，标会崩盘后，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债主雇人伤害的会脚或者会头们，身体上的创伤将会陪伴他们往后的日子，而因为负债家庭分裂的悲剧也将不断上演，“会中会”形成的三角债，已经让许多亲戚、邻里之间反目为仇。 　　过去曾经是企业融资渠道之一的“标会”，现在已经令人谈虎色变了。 　　2003年，福安的电机产业产值约30亿元，是否有企业参与标会还不得而知，但是地下标会崩盘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已经呈现，“银行已经不敢把钱贷给我们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贷款是用来做实业还是用来做会”，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电机厂总经理说道。 　　重建社会的信用体系，需要更长的时间。 　　记者/北望福安、福州、厦门报道 --------------- 第17节私募基金经理意外死亡(1) --------------- 　　浙江一名“私募基金经理”的意外死亡 　　自1990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后，股市中的涨跌曲线，几乎牵动着钟健民生命中最后10多年的每一天。从最初的激越飞扬到近年来的逐阶下行，钟的人生也随之演绎了一条完整的抛物线轨迹。 　　2002年5月27日夜晚，在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一个山坳里，钟健民用剧毒农药给自己38岁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钟健民是浙江省嵊州市一所中学化学实验室教师。其另一身份，用杭州一证券从业人士的话说，是“一个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最高峰时，股市中供钟操纵的资金超过1亿元，其在家乡绍兴股民中有“财神”之称。而正是这一身份，使钟健民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绍兴“财神” 　　绍兴是一个安静的城市，秋日金色夕阳下的街头，常见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安宁祥和。绍兴也是一个财富充盈的城市，用当地柯桥镇一位印染业私营老板的话说，绍兴是“千万不算富，亿元才算数”的地方。 　　钟健民正是绍兴下属县级市嵊州市仙岩镇人。嵊州以生产领带著称，当地人说，世界上80％的领带产于此。据绍兴文理学院的一位教师分析，钟健民生活在富裕的环境中，极大地刺激了他追求财富的欲望。 　　对钟健民死亡事件的调查，因死者家属拒绝合作而显得举步维艰。 　　借助当地媒体的帮助，记者对钟健民的背景有了大致了解。 　　10多年前，钟健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嵊州一中学任教。 　　在同事的印象中，他头脑灵光，颇讲义气，人际关系处得不错。但他不是一个安分的老师，真正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很少，经常琢磨着怎样能赚大钱。进校任教两年后，他开始前往广东等地做生意、办实体。1990年，钟健民迷上炒股，当年他跟着朋友去深圳买了2000股原始股，净赚5万元，首次旗开得胜，令他从此一头栽进股市不能自拔。 　　因为炒股，钟渐渐疏于教学。为了既不放弃教师职业，又不用“钉”在学校里，他想办法只在学校挂了个名，就从教学工作中摆脱出来，专职炒股。这一状况整整维持了10多年，直到他出事时，其身份仍是中学的化学实验老师。 　　钟健民被绍兴许多股民尊为“财神”，始于1999年底。那年，他在绍兴一证券公司营业部开了一个大户室。 　　1999年是中国股民记忆中最欢欣鼓舞的年份。当年5月16日，管理层发布搞活市场的6大措施，直接点燃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而在上证指数突破历史高点时，来自高层“恢复性上涨行情”的论断，使股民情绪更为炽热，指数迭创新高。1999年底，以网络科技股为代表的板块疯狂上扬，使行情再次向纵深演绎。 　　据钟健民生前一位股民朋友向当地媒体介绍，1999年12月，钟初到绍兴炒股时，手头只有600万元资金，在熟人引荐下，这位股民结识了钟健民，便帮钟在周围朋友中四处筹借，与此同时，钟也频频在股市中给他“指点迷津”。1999年12月至2000年3月，在钟的指点下，该股民账户里的股票市值增长50％。 　　“财神”钟健民当时日进斗金。1999年12月到绍兴炒股时，他自带资金600万元，加上朋友们帮他筹借的900万元，手头资金总共也就1500万元。而2000年5月，1500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净赚2500万元。 　　2000年6月，钟离开绍兴前往杭州，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跟着他做的人太多了，他买什么，股民跟着买什么，他在绍兴已经做不下去了”。钟去杭州后，绍兴的股民朋友出于对他的迷信，也拼凑巨额资金，随他在杭州同一证券公司开户炒股。 　　不料，此番迁移再无归途。 　　转战杭州 　　记者10月中旬在绍兴调查时，正逢股市行情连日清淡，绍兴街头证券公司营业部亦门可罗雀。在绍兴市中心国泰君安营业部的一间大户室里，一位正在翻看报纸的张姓股民回忆说：当时散户里传得很神，说此人（钟健民）在北京有后台，消息灵得很，买哪只股票哪只股 　　票就涨，风光一时。绍兴股民普遍素质不高，只听消息，但这地方资金多，有时真能弄出大动静。 　　股市沉浮中充满人生伤悲 　　据张大户讲，当年B股放开时，绍兴股民一窝蜂炒B股，有一个绍兴大户一不小心，竟成了二纺机B的第二大股东。 　　对钟健民的悲剧，张大户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钟健民首先是没有把握好趋势，中国股市历来牛短熊长，2000年6月，股市已呈强弩之末，此时还要拼命扩大仓位，即违背了“势”；其次是不能盲目融资，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虽然融资往往能“一夜暴富”，但一旦趋势做反了，就只有“跳楼”一条路。 　　导致钟健民“倒下”的直接原因，是一笔来自柯桥镇一私营业主2000万元的融资款。2000年6月，当钟决定赴杭州发展时，为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中间人介绍下，接受了这笔2000万元的借款。 　　浙江地区的民间资金素来充沛，据2002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浙江分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浙江全省的民间资金数额为8300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要想获得收益，在股市火爆之时，大规模流入股市不可避免。 --------------- 第17节私募基金经理意外死亡(2) --------------- 　　但在杭州一些证券业内人士看来，柯桥镇的这位私营业主能将巨额资金直接交与钟健民，应当只是个案，因为，浙江的私营业主或公司一般会将资金委托给券商，而券商再将资金拆借给机构，这样资金的风险有一个转嫁的环节。券商给机构融资，也会采取股票质押手段，而质押的股票一般为绩优的公用事业股。 　　由于钟此前的操作一直顺风顺水，因此开出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券商，于是就有了这位私营业主的铤而走险。钟健民给出的条件是——资金年利息25％，另加50％的红利，而当时浙江券商的普遍拆借利率为10％至15％。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为确保资金安全，柯桥镇的这位私营业主要求钟健民的账户中有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而这时，钟在杭州开户的证券公司答应出面，问题迎刃而解：其办法是将跟随钟健民转战杭州的绍兴股民资金账户里的近千万元资金，转移到钟的账户上，当然这一切皆在私下运作，股民并不知情。 　　就这样，钟健民由安静的绍兴城转战至车来车往的省城——杭州。 　　“财神”末路 　　杭州是一个现代的都市，金融业发达，在这里聚集的券商，据当地统计部门统计有60多家。 　　钟健民栖身的证券营业部，有消息说，一为湘财证券营业部，一为浙江工商信托营业部。在记者的数次调查中，这两家证券部均以“经理外出”未予正面回答。 　　2000年下半年的股市行情，随着中科创业事件、银广夏造假等一系列问题的曝光，呈现出岌岌可危的局面。正是在此时，钟健民与营业部签订止损协定。在券商进一步融资支持下，钟健民账户下的资金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亿多元。 　　2001年上半年，国有股减持的风声传出，羸弱已久的股市破位下行，灾难不可避免地向钟健民袭来。 　　据绍兴媒体记者介绍，2001年初，股市形势不妙，钟健民向妻子建议，在老家嵊州买幢别墅“冲冲喜”。妻子起初不同意，觉得太奢侈，但钟私下办妥了一切买房手续，花70多万元买下了房子。钟死后， 　　一些债权人将其家人起诉至法院，法院已查封了钟家别墅。 　　“冲喜”、求神拜佛等行为在证券界非常风行，上至券商老总、机构操盘手等高端人物，下至普通散户都有这种祈财方式。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次的看相算命，在股市高端人群中，已是稀疏平常，而一般股民，股运不好时，挂块红布或是挪挪家里摆设，以求换个手气。 　　钟健民的买房“冲喜”并未收效。2002年5月下旬，股市重新回落到两年前“5.19”行情时的点数附近，但转战杭州已整整两年的钟健民却再也回不去了，过去的绍兴“财神”已是穷途末路——5月21日，钟终于“爆仓”，这不仅意味着他自己不名分文，而且欠下了众多不知情股民的巨额债务。 　　这一天，以前被证券公司一直掩盖的私下行动，被迫曝光，众多绍兴股民在这一天得知资金账户里的千万元巨额资金被钟健民挪用。 　　当夜，绍兴股民代表驱车赶赴杭州，而此时，钟健民已两度自杀未遂。 　　钟健民与绍兴的几个委托者彻夜长谈，直到凌晨，才被不离左右的妻子带走。当时大家劝他想开点，只要坚持做下去，终有一天能翻身。但据知情人说，也有许多股民打来电话，责骂并威胁，这样的电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整夜，“正是这样的电话，坚定了钟自杀的念头。”这位知情人认为。 　　5月25日，钟随妻子返嵊州。27日晨，钟给有事外出的妻子留言：“我要到杭州一趟，手机没电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此后钟再未归家。5月30日，钟被发现已死亡，尸体旁满是烟蒂。 　　身后事 　　据绍兴媒体报道，钟健民曾留有一份2000多字的遗书，满纸忏悔：“今天特地将本人的交易记录全部拉出，看后心如刀绞。至死才明白，与庄家斗，只有自己的钱才可以有耐心与他斗，如果心急想赚钱肯定不行，尤其是资本量大的时候。所以，一开始我就踏上了黄泉路的第一步……” 　　“说真的，我想把人家的钱据为己有的念头是没有的，答应人家的利润也不想少，正因为这种心理作怪，当听说某只股票要涨时，常常全仓介入，结果总是不涨，然后亏钱出来，又按原方法介入新听说要涨的股票。也就是因为要达到朋友和自己都发财的目的，牛越吹越大，资金量越弄越大，心里越来越急，操作越来越失败，亏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今天这种无法收场的地步。” 　　股市中失败的并不仅仅是钟健民，当时满盘皆输的几乎囊括国内所有券商。2001年下半年始，陆续有国内著名券商主动申请破产的传言。之所以要求破产，原因与钟健民相似——委托理财大幅亏损，挪用客户保证金、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等。不过一方是民间的尚处于地下的所谓“私募基金”，而另一方是“正规军”。 　　对“正规军”的窘态，相关部门施以援手。2001年11月2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证券公司增资扩股的现行政策，不再对券商增资扩股设置先决条件，称“增资扩股属企业行为，凡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均可自主决定是否增资扩股。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应优先用于归还被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处理不良资产”。 --------------- 第17节私募基金经理意外死亡(3) --------------- 　　在此强力援助下，机构纷纷解套。 　　当然也有“后遗症”——2001年券商普遍收成欠佳，当年年底，鲜有券商能够如往年一般发放优厚的年终红利。不过，相比起钟健民在股市中丢了性命，这应不值一提。 　　绍兴文理学院的那位教师向记者比喻说：“国内股民每人头上均悬有一把铡刀，而铡刀下往往放着一叠不太厚的钞票，胆大手快的人兴许能将钞票抢到手，但大多数人的手会被铡到。”与吴敬琏教授的“赌场论”相比，这则比喻多了些血淋淋的意味。 　　杭州的傍晚，华灯初上，车来车往。钟健民居住的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呢？ 　　记者／刘冬杭州、绍兴报道 　　（此文得到绍兴《天天商报》记者何瑛儿大力支持） *************** *第三章罪与非罪 *************** 　　孙大午案掀起的“草根金融”讨论热潮还未散去，又一起非法集资大案在偏僻的河南漯河浮出水面。这起被称为“从漯河市原市委书记到卖煤球的老人”都被卷入其中的特大非法集资案，不仅牵涉面极广，而且数额巨大。 --------------- 第18节危险游戏崩塌(1) --------------- 　　陈玉麟携款“蒸发”“消费储值”危险游戏崩塌 　　正是因为赚钱快，所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陈玉麟未花一兵一卒，仅采取代理商的方式，就在全国铺开了网络。似乎谁都没有考虑其中的“信用”问题：凭什么众旺收入200元却能付出1200元？ 　　陈玉麟仿佛是一夜之间消失的。 　　2004年8月5日起，他的手机开始关机；8月11日，他的公司，山东众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门停止营业。 　　他留下了一个Email地址，说想找他的人可以给他发信，但有人给他发了很多封信，却没有任何回音。 　　来自广东的一位林姓女商人，在济南历下区人民法院对众旺公司提起诉讼，法院对众旺公司的3个账户进行了冻结，发现里面仅有余额30余万元。 　　而据粗略估计，陈玉麟在公司运营一年半的时间内，积聚起来的现金应该有几亿元，如今这些资金和他一样不知去向。 　　坊间纷纷传言，陈玉麟已经携巨款潜逃。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诈骗案。 　　“消费储值”模式 　　山东淄博的王女士在锦州做生意，2004年6月份，她在报纸和电视广告上看到了陈玉麟及其“独创”的“消费储值”卡的商业模式。在那些介绍中，此模式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定理”所解释。 　　在宣传中，众旺被称为是“集合B2B、　B2C、　C2C等电子商务模式的优点并与国情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属最新、最前卫的电子商务模式”。陈玉麟则被描述成具有卓尔不群的眼光的商业模式创立者。 　　根据描述，消费储值卡建立的初衷是实现消费者和商家的双赢。众旺以每张卡10元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其消费储值卡，约定商家给予一定的折扣率，一般在1％～15％不等，但给出的折扣不直接返还给消费者，而是给众旺公司，消费者获得的是点数，即消费金额×计点率（即折扣率）。 　　对消费者致命的诱惑在于，只要消费者攒够200点，就可以在未来两年内获得1200元的回报。换句话说，商家只给予众旺的折扣200元，众旺却要掏出1200元给消费者，当然，是隔月发放，约两年发完。 　　真正让王女士心动的，是她看到一些商人在成为众旺的代理商后，每月从商家收取的折扣费就高达几百万。 　　根据陈玉麟制定的代理商法则，从商家收取的折扣费的20％归代理商所有。而王女士付出的代价只是交给众旺5万元的代理费——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超过25万的折扣费，就可以赚钱了。 　　根据以往代理商的经验，开始的时候收的折扣费并不高，但一旦加盟商家和持卡者增多，一个月近百万的折扣费不在话下。也就是说代理商每月赚十几万以上，这看上去非常来钱。 　　而且，这个生意不算难做：一方面，消费者只需付10元，就可能在未来获得奖励，这对消费者来说，没有什么投入即可获得高额收入。对商家来说，付出一定的折扣获得更多商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正是因为赚钱快，所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陈玉麟未花一兵一卒，仅采取代理商的方式，就在全国铺开了网络。 　　似乎谁都没有考虑其中的“信用”问题：凭什么众旺收入200元却能付出1200元？每一方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推动这一切。 　　于是，王女士成为了众旺的一个服务中心的经理，她交给了陈玉麟5万现金。根据陈的要求，这些现金被汇往他的私人账户。当时王女士就有些疑问，为什么钱不汇往公司账户？陈玉麟解释说：“公司就是我的，汇给我就是汇给公司。” 　　后来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服务中心的资金都汇往了陈玉麟的个人账户。 　　截至2004年6月，众旺在全国26省开设有425个服务中心，这些中心的代理费共计2125万；另外，众旺发行了近百万张卡，每张6元卖给服务中心，再加上一些材料费用，陈玉麟在运营这一块的收入共计就超过三千多万元。 　　另外，据说，一些好的服务中心收到的商家折扣费每月就有几百万，这些资金的20％留给服务中心后，剩下的也全部汇到了陈玉麟的私人账户。 　　无人能给出陈玉麟的私人账户资金的确切数字，但据估计，应该不下几个亿。 　　发家之程 　　陈玉麟说公司是他个人的，实际情况并不全是这样。根据山东省工商局的注册资料，山东众旺的股东有两人，陈玉麟出资338万，占65％的股权，张秋艺出资180万，占35％的股权。据了解，张秋艺是众旺一个负责网站建设的韩姓副总的妻子。 　　见过陈玉麟的人说，年近40岁的陈看上去有点小聪明，但“决不是大智慧之人”。 　　陈玉麟在宣传资料中说，消费储值模式是他的独创，但实际情况也不一定如此。 　　关于陈玉麟的起家，至今仍有众多谜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年的陈玉麟曾经贫困过。在公司登记资料上，陈玉麟留下了一个位于济南天桥区运输新村的居住地址，记者专程赶往，发现是一栋非常陈旧的居民楼。 　　据众旺公司内部传言，陈玉麟早年是粮食系统的一名科员，在粮食系统改制后，陈玉麟下岗。为谋生计，他北上打工，去了一家名为天津聚合商贸的公司，这家公司即是做“消费储值”的。 --------------- 第18节危险游戏崩塌(2) --------------- 　　天津聚合的老板系山东淄博人，在想出“消费储值”的点子之后，先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名为北京龙腾的公司。由于北京的市场环境以及奖励金不足够多等各种因素，北京龙腾失败了，他转而移师天津。事实上，天津聚合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此时，他招收了陈玉麟——正是他，在回乡后将“消费储值”的理念大加推广，并成功覆盖全国。 　　众旺公司2003年3月注册成立，在经过开始缓慢的发展后，在2004年初期迎来了高峰。 　　陈玉麟非常巧妙地宣传自己，他在很多媒体发了各种“软文”；参加“中国企业发展和营销论坛”，并被组委会评为“中国优秀企业家”。之后，将这些内容在公司资料上大肆宣传。 　　虽然，在2004年3月份，消费储值卡的奖励条件由每120点为一个奖励权（即攒够120点，就能获得1200元的现金），变成了每200点为一个奖励权，优惠少了，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一些消费者的热衷。 　　很多消费者的心态是：反正只花10块钱，又不会亏什么。持卡者的数量迅速攀升，向百万数量级进发。 　　然而，市场出现不消费光买点数的行为。即消费者到加盟商家那里，不购买任何东西，直接把200元钱交给加盟商家，加盟商家即在没有任何消费发生的情况下，把这200元钱交给众旺的服务中心，该持卡人被记上200点，在未来2年得到1200元。即相当于投资一笔资金，在两年内得到6倍的回报。 　　这种“虚拟消费”的迅速膨胀，使得各服务中心的收入大幅增加，各地来寻觅商机的代理商更多了，众旺在全国铺开的网络以更快的速度扩大。 　　金蝉脱壳 　　广东商人林女士是在2004年4月份成为众旺的代理商的。她在广西南宁包下了5个区的代理权，付出25万的现金打入了陈玉麟的个人账户。但后来她发现南宁已经有一家做“消费储值”的公司，业务模式和众旺如出一辙，而且已经做得不错，她决定退出。 　　在6月底、7月初，她在找陈玉麟要回25万的时候，陈玉麟正忙得不可开交。众旺的总部，挤满了来自各地要求成为众旺代理商的人。陈玉麟忙于接见各地代表、收钱和给予《授权书》。 　　这些代理商们发现，众旺公司根本没有正式的合同可签订，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份《授权书》，而且，很多《授权书》没有加盖公章，整个众旺公司一片忙乱，很多代理商等不及在《授权书》上盖公章，便交了5万块钱赶回家以最快的速度“发财”去了。 　　然而大厦将倾。 　　7月19日，一道利剑从天而降打破了陈玉麟的计划。 　　当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山东省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一条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加入消费储值要谨慎”，并特别强调：“消费储值的奖励系‘赠予性奖励’，不是一定会返还的。” 　　正是这条消息的发布，让陈玉麟决定“金蝉脱壳”。 　　7月下旬，陈玉麟忽然通知各地服务中心，所有折扣费二八分成，由众旺总部支付奖金的制度全部废止；新的制度是，所有的折扣费各地服务中心八成自己留下，二成上交众旺，但是，消费者的奖励金必须由各地服务中心自行支付。 　　以前每月的每个权数的奖励金额全国都是固定的，那么实行新制度后，每个月的奖励数将由各省自己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支付6倍于收到的钱的这一“亏损活”被转移到了各地服务中心的代理商身上，而众旺，什么活都不用干，只等着每月20％的折扣费汇入账上。 　　此举立刻招致了代理商们的反对，一些刚刚交了5万块钱的代理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们纷纷去要求退款。 　　但是，他们被告知：“退款可以，但必须付税。”必须付的税率是38.5％，没人知道这个税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是，从众旺漏出来的消息是，由于一些关系没打点好，陈玉麟刚刚被查处偷漏税，交纳了几千万的罚款。 　　大厦之倾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奖励金由各省单独发放后，各地发放金额明显减少，7月份，山东一个奖励权只发放了22.03元，广东省发放45元，远远低于先前的100元之上的水准。 　　很多花巨资买了点数的消费者，不满奖励资金过少，开始去各服务中心闹事。本来各服务中心代理众旺，想的是赚钱，如今却变成要往里赔钱，面对一群不断闹事的消费者，“携款潜逃”成了这些商人的救命稻草。 　　从7月底到8月，先后有郑州、济宁、烟台等地代理商卷款而走，被卷走的资金一般都在200万～400万之间。 　　一些花巨资买点，却拿不到回报的消费者以及一些要求退款的代理商开始蜂拥至众旺在济南的总部。 　　开始时，众旺还有人接待。但是，闹事的人显得冲动和失态，据说有一个年轻的众旺工作人员被打伤住了院。紧接着，开始有人抢东西，众旺总部从一楼到六楼，大部分办公室都被砸开。 　　一位自称是众旺员工的人在网上发帖说，“几乎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包括电脑的主机”，“当时总部的办公楼里垃圾遍地，大小便都有”。 　　陈玉麟发现这个势头不可阻挡后，众旺总部在8月11日正式关门，里面所有的办公用品被清理一空。 --------------- 第18节危险游戏崩塌(3) --------------- 　　愤怒的人群在找不到众旺有关人员的情况下，开始破坏众旺办公的6层小楼，而这处位于济南泉城广场旁边的建筑，是众旺从绿苑置业公司租来的。这栋小楼墙面上写满了愤怒的脏话，坚硬的铜门都被砸出斑痕点点。 　　绿苑置业的员工告诉记者，8月以来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到8月底人员慢慢变少了，但是，更多的人去了市政府。 　　截至8月底，众旺在济南所有的服务中心的业务都已经停止，但由于各自为政的代理体制，很多外地的服务中心还在照常运作。 　　比如，刚成立没多久的北京服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还信誓旦旦地向记者表示“众旺没有垮，一切都还在”，“我们是众旺的分公司，如果总公司都没有，分公司能正常运行吗”。但是，这位工作人员却无法给出众旺在山东的办公地点。 　　有一种传言称，众旺搬到了济南的东郊饭店，但记者赶去，东郊饭店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有一家叫众旺的公司在此办公。 　　林女士告诉记者，尽管众旺总部垮了，但现在各地的众旺服务中心却选择继续开展业务，其目的是想继续获取巨额的折扣费，等到时机一到，“携款潜逃”也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记者致电山东省公安厅，其经济侦查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关于陈玉麟一案，目前尚未立案，仍以山东省工商局为主导；人行济南分行的人士同样表示，众旺一案，正由山东省工商局为主进行处理。 　　但是，目前山东省工商局除了在内部拿出一个调查报告，认为众旺公司“涉嫌以变相非法融资形式诈骗”、“诱发投资性消费和虚构消费，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危害巨大”，并先后发出了一个“消费警示”，一个“告诫书”外，尚未进行其他查封行为。 　　9月8日，来自济南的消息称，一家模仿众旺的消费储值公司济南绿盟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其高层携款亿元逃之夭夭。绿盟的奖励更优惠，10个月即返还其折扣数的7倍，众多消费者斥巨资买点，如今换来一场空。 　　而在9月6日，众旺公司的网站，在停止更新一个月后，忽然重新更新，这似乎预示着众旺这家公司还依旧活着。 　　但不变的是，依然没人能找到陈玉麟。 　　记者／邱伟济南、北京报道 --------------- 第19节民营企业主生存图景(1) --------------- 　　一位民营企业主的生存图景 　　一个是敢用金钱赌明天的赌徒，一个是颇重江湖义气的政府官员，他们走在一起似乎并非偶然。 　　抓住政府官员，利用政府资源，大把捞钱，雷世明靠着这一“挣钱指南针”，从一个乡下少年走到了一个城市大佬。 　　2004年8月7日，在当日头版，重庆市主要媒体报道了中纪委对该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严重违纪违法事实的调查结论。 　　报道引述来自重庆市纪委的消息称，经中央纪委调查，张宗海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雷某某获得和买卖股票谋取利益，收受雷某某所送贿赂人民币300万元；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张因此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轰动一时的张宗海案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而有消息称，对重庆市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的违纪违法调查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有明确的信息显示，二张的腐败案件均与这个雷某某有密切关系。此人真名雷世明。即使在重庆本地，在此以前，这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居然一鸣惊人地和两个高官的腐败扯在了一起。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各种人等的命运在其间浮沉。 　　雷世明其人 　　距重庆市璧山县城七八公里，走过一条柏油马路再翻过一个山坳，走上15分钟，就到了群合村雷家湾。 　　雷世明1965年4月25日出生在这个地方，那座久未住人的房屋如今已经缺瓦断垣、岌岌可危。 　　由于少小离家，当地人对雷世明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只有提起“白沙（方言，光头的意思）”这个绰号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 　　“白沙是个晃晃（方言，不务正业的人），”乡民们声音特别大，“现在他给我们村抹了黑，国家晓得惩罚他的”。 　　据当地人讲述，雷世明十多岁就跟着他父亲出门做生意了，“中学好像都没读完”。其父雷银田，早年为当地供销社员工，改革开放后开始做生意，贩卖废钢渣，回收废钢铁。 　　子承父业，乡下人雷世明迈出了走向城市的第一步。多年以后，重庆市和雷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共同印象，除了“其貌不扬”的概括外，都认为“这个人头脑很够用，一点也不土气”。他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皮肤”。 　　但如果不是因为在张宗海案中暴露出来的能量而轰动一时，恐怕在璧山当地人的心目中他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都知道雷老板很有钱，但确实想不起他办过什么企业。”一位当地企业圈的人说。 　　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是他对“缙云水泥厂”的收购，1996年前后，雷以800万元的价格买下。其后他又收购了四川广汉星荣水泥厂。 　　雷的收购资金据称来源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他先后拿了2000多万元，后来整治‘三金三乱’的时候，信用社因此差点被弄死。”雷生意上的一位朋友透露。 　　后来雷将他所收购的这两个水泥企业都转手出售。2000年底，刚上市不久的乌江电力（现科学城，证券代码000975）斥资7000多万元收购了广汉星荣水泥厂。2002年，浙江巨立集团又以2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缙云水泥厂。 　　这两次转手中都收益颇丰，但与后来雷的大手笔相比，这不过是两笔小生意。 　　“背后高人” 　　对于倒转缙云水泥厂，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当年能拿到这样的“便宜货”，与雷世明和张宗海的关系有关。 　　张宗海，这位1950年出生的原重庆市市委宣传部长，从1989年起，在璧山呆了将近8年。“雷收购缙云水泥厂的时候，正是张在璧山县一手遮天的时候。”璧山一位消息人士说。 　　根据记者调查，张在璧山的口碑相当不错，大多数与他相熟的人都认为他“很讲义气”。“后来他调重庆了，回璧山办完事情，晚上都是和自己以前的司机啊朋友什么的喝酒，一般不用政府接待。”该消息人士介绍说，根据张的个性，为雷“谋点利益”应该不是意外之事。 　　但是另一个曾在该县县委工作的老干部却不这样认为，其实买这个水泥厂在当时几乎没用什么钱，而为雷出面奔波的是当时该县的另一个主要领导，“那时候雷与张的交情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 　　雷和张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相识，流传于世的多个版本都很难查证。但在当时，雷已经在璧山当地建立了相当的政府资源，璧山县一位雷生意圈的朋友如此概括雷的个性：“这是个找了500万元就敢把500万拿出来大家花、自己一点不留的人。” 　　据与雷有过从的人介绍，雷好车、嗜赌——一个是敢用金钱赌明天的赌徒，一个是颇重江湖义气的政府官员，他们走在一起似乎并非偶然。 　　1997年7月，张调往黔江任职，而雷也在这里摸到了他今生为止的“大鱼”。 　　黔江曾经是一个以贫穷而闻名的地方，重庆直辖后一度作为一个开发区存在，托管相邻的几个县，后又改设为区。张刚去黔江时的职务就是开发区工委书记。 　　直到如今，黔江人谈起张宗海都感情复杂。肯定者认为张有想法和开拓精神，而反对者则指责其大肆利用机会为其亲朋好友牟利，并且“生活作风败坏”。焦点主要集中在张在黔江任上所做的几件大事上：大规模改造旧城、上马市政基建、推进企业改制以及修建长达7公里的滨河公园。 --------------- 第19节民营企业主生存图景(2) --------------- 　　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钱，张的办法是，以地委的名义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引老板进山”的活动，以提供优惠政策等办法向外招商引资。一大批璧山的商人在这个时期赶赴黔江，其中甚至不乏从政府部门下海的官员。“可以说，他们后来都发了财。”一位璧山的老领导对记者说。 　　雷也在这个时候来到黔江。除了极少数的人，雷在黔江几乎不为人知，直到张宗海事发，依然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想起雷究竟在黔江做了些什么。 　　那时候，雷的眼睛已经盯在了资本市场上。据中纪委的调查，“张宗海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雷某某获得和买卖股票谋取利益，收受雷某某所送贿赂人民币300万元”。 　　那不是普通的买卖股票，一位曾经也是资本市场“玩家”的知情人士透露说，在张的帮助下，雷通过壳公司运作，拿下了乌江电力战略投资者所配售的3200万股。据称，雷拿到手的股票价格是7.8元／股，而抛售价是21元／股，“大约赚了4个亿左右”。 　　雷摸到了“大鱼”。但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学没毕业的乡下人，为何如此熟知资本市场上的种种猫腻，也没有人知道他投资股票的巨大资金来自何处。这位知情人士表示，“他的身后有高人指点”，但他不愿透露背后的“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条绳上的蚂蚱” 　　按照张宗海案发至今的公开报道，其中相关涉案人员相继落马的时间表大致是： 　　2003年11月25日晚，张小川与重庆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董燕、广电网络公司一位副总以及张小川的弟弟等四人被纪检机关“双规”；其后相关方面逮捕了雷世明；2004年1月，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行长谭雄被相关方面带走；而张宗海直到4月方才被“双规”。 　　“当时一听说张小川出事了，我就知道雷世明肯定出事，而雷出事，谭肯定跑不了。”一位银行业的资深人士对记者如是说，他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张小川，1946年生，1993年8月开始出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2001年7月张小川开始以局长之职兼任重庆市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广电网络”）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兼职不兼薪。而在此前，这个职务由重庆有线电视台副台长杜洪之担任。 　　该公司于2001年1月15日由重庆市广电局牵头组建。2002年8月17日，重庆广电网络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同重庆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合并，在重庆地区拥有了绝对垄断的广电网络资源，成了名副其实的重庆市广电网络航母。 　　而这一举动，被议论者认为与张宗海不无关系。在这一年的5月，张宗海从黔江调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一职，而重庆广电网络吸收合并重庆有线电视之后一个月，雷世明正式出现在重庆广电网络的董事名单之中。 　　雷是以国力天星科技公司入股重庆广电网络的方式进入的。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注册资金250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正是乌江电力集团（上市公司乌江电力的母公司）董事长秦源，而雷则为该公司总经理。 　　根据工商资料，国力天星以认缴注册资本1945.50万元成为广电网络公司的第四大股东，占股11.90％。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雷在重庆广电网络的股份事实上高达30％，雷筹集了8000万的资金收购了这些股份。该人士证实说，其中在他朋友处所借1000余万元至今没有归还。 　　而另有华夏银行内部人士透露，雷正是将这些股权质押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获得2.4亿元贷款。这直接导致了该行行长谭雄后来的落马。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于1999年12月正式开业，谭为其第一任行长，而此前谭是工商银行江北支行行长。 　　“当时我们很吃惊，没想到他真的从华夏贷到了款。”前述银行业资深人士至今表示吃惊。在那之前，雷曾经找过多家银行，作为某银行审贷委员会成员的该人士也曾经接触过雷的贷款报告。“一看就知道是一家空壳公司，”他透露说，“根本没有现金流”。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根据相关资料，合并后重庆广电网络的注册资本也只有1.6亿元，即使雷拥有其中30％的股份，又如何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贷款？记者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有关负责人联系，但是该人士以“我说不好”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目前的公开说法是，贷款系谭雄个人所为，并没办理相关手续。但也有人认为，这与二张的影响力分不开。“他迟早要出事，胆子太大了。”在谭出事之后，其一位老领导感叹说。 　　目前又传出确切消息，另一家商业银行重庆分行的一个副行长，也因为一笔与雷有关的问题贷款，已于最近被停职。 　　过亿身家到哪去了？ 　　抓住政府官员，利用政府资源，大把捞钱，雷世明靠着这一“挣钱指南针”，从一个乡下少年走到了一个城市大佬。屈指算来，雷在几年间所得应该早已身家过亿。 　　但是奇怪的是，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称，到出事以前，他已经是四处欠债，甚至连手机都不敢关一下。“他手机只要关上5分钟，就一定会有人上门索债。” 　　钱到哪去了？ 　　坊间对此多有传言。其中最广泛的一种看法认为，钱都被雷用于豪赌挥霍。 --------------- 第19节民营企业主生存图景(3) --------------- 　　不止一个被采访者证实，雷世明、张小川和谭雄都极为嗜赌。据称，雷与张曾在澳门赌场贵宾厅肆意豪赌，一夜之间输掉7000余万元，并因此引起国安部门关注，由此引发了对张小川的调查。 　　先前有媒体报道说，纪检部门2003年调查张小川经济犯罪案，发现张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共动用2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1亿多元。先前也有一些媒体报道了张宗海落马的原因：涉及不明来路的私人财产约900多万元人民币，还多次同张小川挪用公款到澳门豪赌。 　　消息流传不久，7月6日，中纪委张宗海案件调查组主要负责人向人民网记者透露，经查，张宗海的主要问题是受贿300万元和生活腐化，尚未发现到澳门豪赌问题。 　　据称，雷世明在出事前所欠赌债已经高达上亿，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证实。 　　而接受采访者均告诉记者，雷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玩车，几乎到了一天一换的地步。“据我所知，他出事前刚买了一辆保时捷，牌照还没来得及上就被抓进去了。”一位金融界的人士对记者说。 　　豪赌和玩车花光了雷世明的钱？这一问题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谜。 　　记者／项北飞重庆报道 --------------- 第20节张国芳“原罪”(1) --------------- 　　“甘肃首富”张国芳“原罪” 　　张国芳语录：“2004年对在甘肃的每一位浙江企业家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机遇，目前许多浙江在甘企业家发展思路不清楚，不明确。有些老总手中有几十万、几百万，但不懂怎么利用，所以企业要再发展，就要更新经营思路，冒一些险是值得的。” 　　截至2004年7月25日，距5月15日张国芳被中纪委的人以“协助调查”名义带走，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已有70天。 　　“商界奇才”的功与过 　　张国芳目前身份多重，既是甘肃国芳百盛工贸集团董事长，又是甘肃省工商联副会长、省慈善协会副会长、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省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等。2003年10月，由英国人胡润制作的“中国内地百富榜”，将张国芳排为第91名富豪，其个人财富为9.5亿元。 　　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一位人士透露，其实早在2003年7月，中纪委就已在甘肃展开调查。张协助调查的原因是1996年11月，他和一个香港商人共同投资3000万成立国芳置业公司时，以虚假合资的手段领取营业执照，骗取减免税优惠待遇，涉及金额560万。 　　“现在国芳百盛运转一切良好”，兰州市副市长陈冬芝告诉记者。这种“良好”用国芳百盛内部人士的话说，还表现在中纪委监控下，张国芳仍在对集团的一些重大决策行使权力。 　　然而实际上国芳百盛困局渐显。 　　6月17日，在给甘肃省委书记苏荣的《危机报告》中，国芳百盛列举了张国芳协助调查之后资金、供应商、人心稳定等方面出现的诸多危机。 　　据记者了解，最近国芳百盛参加的由省、市建委组织的“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评选，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在得到评委会高度评价的情况下，却被上面告知不能受奖。 　　国芳百盛一位高层在给中纪委的《一个商界奇才的功与过》信中写到：“在市场风口浪尖发展企业，犯错误不可避免。但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张国芳是不是有点过激呢？” 　　目前国芳百盛核心资产——兰州国芳百盛购物广场的所在地——兰州国际博览中心（下简称“兰博”），除5～6层因省、市两级政府各投了5000万“真金白银”外，其余产权都属于国芳置业。 　　无疑，国芳置业成了解读张国芳事件的关键。 　　从国芳置业的工商登记档案上记者获悉：国芳置业的投资中方是甘肃西湖家具有限公司，外方是香港港通国际贸易公司——分别出资2100万、900万。 　　然而西湖家具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西湖家具大股东是张国芳，占股3500万；另外三个股东出资额一样，都是500万，其中一个就是张国芳的爱人张春芳。国芳置业仅是西湖家具1996年对外投资的6个项目之一——投资额550万。1997年，其对国芳置业投资额增长为1000万。 　　据记者调查，1999年5月8日，张国芳“左手换右手”签署了一个合同：“国芳置业将‘兰博’1～4层内2.5万平方米无偿提供给兰州国芳百盛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两个多月后，通过中国银行兰州分行，国芳置业又汇入国芳百盛广场公司3000万元。 　　“虚假合资及骗税” 　　“如果不是那个合同，也不会出现今天的事。”一位接近张国芳的人士认为。 　　兰博开发合同于1998年4月2日由甘肃省、兰州市政府与国芳置业签订。根据合同第二条第一款所列优惠政策，“国芳置业免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880万元人民币”。 　　合同中所谓“土地”，正是指“兰博”的建设用地。1997年10月底，市政府同意了国芳置业关于申请建设“兰博”用地的报告，将位于东方红广场东侧属国有居民宅基地中的约1.48万平方米划拨给国芳置业。 　　国芳置业能拿下“兰博”，与当时这个项目并不被看好也有很大关系。 　　一位兰州本土商人告诉记者，代表兰州形象的东方红广场自从“文革”后就是政治、文化中心，“虽然都承认那里是块宝地，但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投资，因为不是商业中心”。 　　而1998年以前，东方红广场急需一个标志性景点建筑，政府也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兰洽会”场馆。 　　知情人士透露，在东方红广场斜对面的主席台后面，那时张手里有一块地皮，准备上面建住宅下面设商铺，最终他放弃而选择了“兰博”——他想做一个小商品城，“可能这与他先前经营精品家私城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做‘西部的沃尔玛’”。之所以与政府签约是以国芳置业的名义，国芳百盛一位副总经理向记者解释，“国外很多大企业都是以人名作为公司名，我们觉得西湖的公司名太俗，就想到了国芳置业……” 　　修建“兰博”对张国芳来说，算是押上了全部身家。知情人士认为，在合同签订之时，省、市政府可能也以一种潜在方式默认了国芳置业的“中外合资”身份。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该人士透露，张国芳也数次提出“规范合同”，至于如何规范记者未能知晓具体细节，但据说政府相关人士当时表示，“这是政府合同，用不着规范”。 　　“从目前看，即使合同有欠公平的地方，在特定环境下也是合情合理。”国芳百盛一高层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合同既解决了政府资金短缺，又解决了企业转型问题。 --------------- 第20节张国芳“原罪”(2) --------------- 　　1998年5月26日，“兰博”一期工程破土动工，200多天后，总建筑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的工程提前封顶——甘肃政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当年“兰洽会”开张的当天，当着几个副省长的面，时任省委书记孙英直言不讳，“你们说开不成的，现在不都开成了嘛？” 　　一个浙商的甘肃淘金路 　　现年50岁的张国芳文化程度为小学。1974年，20岁的他从浙江来到了甘肃定西做小木匠，1978年在定西军分区他租借了部分营房做起了西湖床垫，1986年他进入兰州。 　　张国芳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国芳百盛一位高管坚持认为来自于西湖床垫和精品家私城。 　　1994年10月，张国芳与位于东方红广场西侧的兰州体育馆签订了《精品家私城承包合同》。可以窥豹一斑的是，张当时租借的市体育馆场地实在便宜，其场地承包期为10年，前五年年承包额为50万，包括采暖、治安、卫生等费用。此外，体育馆还提供馆南、北两侧墙面为家私城制作牌名各一块，馆东大门南侧围栏6米长的广告牌作为制作家私城广告用地，提供南大门、西大门上部作为悬挂家私城铭牌用。 　　因招商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既有炒铺面的人，也有下岗职工，还有做专业市场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国芳百盛的高层透露张国芳后来放弃了把“兰博”做小商品城的念头，“如果不统一经营，再不改变思路，我们的投资就会打水漂”。 　　张国芳找到百盛合作并不容易。他前后考察过家乐福、沃尔玛等数家跨国零售公司，并准备了租赁、转让等多种合作模式，但这些公司要么表示甘肃他们不去，要么开出非常苛刻的条件。 　　1999年4月28日，张国芳决定自己出钱请百盛来管理，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五年合同，即“中外合作经营”。而正是这个合同，有意无意造成了百盛与张国芳的合资假象。 　　“这个假象可能也为国芳置业的身份放了烟雾弹”，兰州市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这里不仅有企业的利益驱使，其实也有政府的以商招商之术”。 　　1999年夏，百盛中国总部派出的经营团队进驻“兰博”后，兰州某高校一教授甚至曾在当地媒体上不解地提出疑问，“兰州零售业已有18家大型国内企业，为啥还要来？” 　　包括百盛中国在内的许多人没有想到，国芳百盛销售业绩后来能在百盛中国系统内排行第二，仅次于北京百盛。 　　根据国芳百盛内部资料，2002年“兰博”一楼召开产权工作会议，张国芳制订了集团10年远景规划发展目标，他分析认为购物广场“将成为一座财源滚滚，永远升值的楼”。 　　双面张国芳 　　其实张国芳公开的形象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现在国芳百盛集团旗下的地产项目。 　　当初在购入兰州一毛厂土地时，很难想像会有企业用两亿资金一下投入到一个位置较偏、周边尚未开发的地块上。然而一旦政府有关领导希望国芳百盛能参与竞标，2002年底张国芳便放弃了手中稳可拿下的其他地段的90亩优质地皮，拿下了一毛厂，还附带解决6000多名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 　　调查过程中记者接触了张的许多部下，他们多有一个印象，董事长“算计精明”。然而当地媒体多年来又频频报道张捐款资助慈善事业，至今累计已有800多万。 　　一位在国芳百盛担任高层职务的张的亲属说，张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中午、晚上坚持在公共食堂吃5块钱的盒饭，惟一爱好就是工作。2001年，张国芳在城关区买了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按揭贷款”。 　　尽管是市人大代表，张国芳却很少参加人大会议。城关区一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张有时开会点完名就走人，给人感觉很神秘。另一方面，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一位人士表示，张国芳参加浙商的会议相当积极，每月1号都会准时到联合会值班。 　　根据联合会的一项统计，在甘投资的浙江商户约有7万户，其中企业有3000余家，年销售金额达160亿元，上缴利税近10亿元。 　　“读书不多”的张国芳有个梦想，就是在兰州市中心之地筹建一所多功能的浙江企业联合商务大厦。甚至在3月27日，他还建议在甘创业的浙商要走联合之路。在张国芳看来，浙商一定能成为甘肃的第一商。 　　现在，甘肃“首富”张国芳身上的一些神秘光环正逐渐褪去： 　　记者查阅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1999年国芳百盛购物广场资产总额3.67亿，负债3.07亿，税后利润只有0.06万；2003年资产总额1.47亿，负债0.86亿，税后利润19万。 　　记者还了解到，在国芳百盛的管理层中不但有他的爱人，还有他的妹妹、二弟、三弟，甚至还有正在英国读书的女儿等。知情人士透露，关于家族企业如何转换为现代企业的问题，张国芳曾经数次主动请教专家学者，但他又不断给家族企业成员授权…… 　　按照规定，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与百盛的管理合同，2004年8月到期。原本双方约定在5月15日谈判续约一事，然而因张国芳个人的变化，时间一推再推。记者了解到最新消息是，国芳百盛内部会极力说服百盛的拥有者——马来西亚金狮集团与其合资。 　　7月25日晚8点，偌大的东方红广场上人流如织。有当地人感慨，“谁在这个地方做生意，谁就一定能赚大钱”。 --------------- 第20节张国芳“原罪”(3) --------------- 　　记者／何忠平兰州报道 　　（《兰州晨报》记者郝冬白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记:2004年7月，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关于同意对张国芳代表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有媒体报道称：“张国芳涉嫌冒充外资逃避返还巨额关税”，或者是张国芳极有可能与“行贿”该省前任某官员有关。据说张国芳可能与40多位官员“有染”。 --------------- 第21节骗贷74亿元(1) --------------- 　　骗贷74亿元：佛山金融大鳄冯明昌的利益链条 　　“工行南海支行不是没有看到类似的虚假问题，而是出现了内鬼。时任南海支行行长的林裕行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一位工行内部人士说。 　　华光公司虽拥有“民企”身份，但并非严格意义的民企…… 　　暴雨压城 　　佛山南海人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员工串通，累计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骗取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 　　2004年6月23日，随着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2003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上述信息的披露，佛山南海一度紧张了半年的空气再次凝结并翻腾起来。 　　该案导致企业万人失业，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百人丢官，十多亿国有资产流失。冯氏经营的亚洲大型胶合板生产企业——“华光帝国”在2003年8月虽然沉没了，但问题仍远未结束。至今，华光案仍在调查中。 　　银企之链：如何轻取74亿 　　以金融诈骗规模之高、情况之复杂论，冯明昌在佛山有“金融大鳄”之称，也有人直称其为“佛山赖昌星”。 　　据《财经》杂志在2003年底报道，该事件始于1999年。就在这一年，冯明昌决定收购马来西亚的一处山林10万公顷。“华光帝国”的由盛转衰由此块山林开始。“1998年，各家银行信贷员都在拉冯明昌的生意，而冯的华光企业的资产状况看起来还可以，”据工商银行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次年，在华光的马来西亚山林项目上，冯明昌获得了工商银行南海支行5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用于购买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 　　但真实情况是，冯明昌的成交价格仅为2100万美元。购买面积亦仅为6.4万公顷。 　　从一开始，华光在马来西亚的华林投资有限公司的运作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冯明昌总是拖欠流动资金到账，华林公司不得不经常性地拖欠当地工人工资。 　　2002年八九月间，华光在马来西亚的林场首度发生工人罢工事件。2003年8月，“华光事件”爆发后，华光派驻马来西亚的人员几乎作鸟兽散，除华林外，与华光有关的另两家公司：华建投资和华顺木业，也已是人去楼空。 　　然而，巨额贷款用到哪里去了？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2003年度审计报告中对此作出了披露：“这些贷款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往境外。”由此导致的银行贷款损失，“经初步核查，已超过10亿元”。 　　征兆不止一端。同样的情况，广东发展银行南海分行也遭遇过。 　　2001年4月，冯明昌以粤华厂名义向广发行提出贷款要求，抵押物是进口木材原料和成品板材，以及3亿元的定期存款。此项申请得到了广发行总行的批准，核准授信额度为5亿元。 　　据广发行南海分行一位业务人士介绍，在办理贷款抵押手续时发现了华光的三个问题：一是贷款主体和经营主体并不一致。冯以粤华厂的名义提出贷款要求，但贷款却准备用于华光公司，其抵押资产也属于华光公司。二是所报材料不实。广发行调查发现，冯提交的资料中，谎报粤华厂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而信贷人员在粤华厂营业执照上看到的注册资本却只有230万元。三是抵押物不实。用作抵押的成品板材竟是用空着的纸皮箱伪装的。“最后，广发行没有发放这笔巨额贷款。” 　　“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不是没有看到类似的虚假问题，而是出现了内鬼。时任南海支行行长的林裕行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一位工商银行业务部门人士说，“不仅如此，连上级分行有关人员也参与了违规放贷。目前，相关人员已被抓”。 　　冯的巨额银行贷款，除依托华光公司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新成立的关联公司来实现的。从2000年至2002年，冯明昌以不同方式成立了至少7家公司或工厂。 　　如在2000年9月至12月，短短3个月内，先后有3家外商独资企业在南海市沙头镇工业区注册成立。这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冯明昌，其外方企业也全是一家——香港德华国际有限公司。这三家独资企业分别为南海华盈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900万港元，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南海进益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196万美元，投资总额2990万美元；南海华茂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00万美元，投资总额800万美元。 　　据了解，在与工商银行广东分行签约的企业并非华光公司，而是另一家企业粤华装饰板材厂（下称粤华厂）。粤华厂由冯明昌担任法人代表，但系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粤华厂的注册资本仅230万元人民币，组建单位为沙头工业材料公司。沙头工业材料公司溯及踪源则与华光厂颇为相似，同在1990年成立，组建单位同为沙头镇政府，董事长同为关联发。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一位部门负责人称，早在中纪委与广东省相关部门组成的“806专案组”入驻佛山之前，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在事发之初，对林裕行一干人等分别予以撤职和处分。随后，进行了严格的自查。 　　该负责人解释说，对于74亿贷款的说法，主要是统计口径不一致，其中包括正常贷款。不过，该负责人也承认有19.29亿元的应收账款余额。“事发半年来，南海支行的授信业务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准备通过司法程序，采取资产保全措施。” --------------- 第21节骗贷74亿元(2) --------------- 　　官商之链：“华光帝国”与“南海模式” 　　南海是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县级市，其数千家民营企业支撑下的发展模式曾被专家学者称为“南海模式”。 　　然而，华光公司虽拥有“民企”身份，却并非严格意义的民企，整个“华光骗案”与正常的民营企业行为相去甚远。 　　据《财经》杂志报道，当地登记的工商资料显示，华光厂事实上是一家集体企业，由沙头镇政府组建，注册资本为22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为冯明昌。 　　1993年5月，华光厂和两家香港公司（香港启光贸易公司和香港广安实业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外合资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30万美元，中外方各出一半，投资总额为180万美元。合资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是沙头镇干部关联发，冯明昌只是总经理。 　　从1990年到1997年的工商登记资料看，华光厂及后来的华光公司虽一直在稳步扩张，但其盈利却不甚乐观：1995年和1996年，华光公司微微负盈利，其中1995年亏损近20万，1996年亏损上百万；1997年始，公司转亏为盈，但每年净利润余额仅维持在数十万，最高点为1998年的48万余元。 　　1999年7月，华光公司外方易手，两家公司将共持54％的股权转让给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华森企业有限公司（下称华森公司）。而华森公司的大股东正是冯明昌及其妻卢碧茹。至此，华光公司虽然仍是中外合资、中方为集体企业的企业，但冯明昌的老板身份终于实至名归。 　　但到这一阶段，华光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又有了实质性递进——在香港金城银行向南海市工商局出具的资信资料中，华森公司的大额银行授信担保人正是南海市政府和南海市财政局。对此种说法，南海市有关方面暂不作回应。 　　成立于1996年的华森公司有三名董事，除冯明昌夫妇，还有一位持股四成的股东孙延辉，据传系南海市财政局某干部的子弟。由于华光案事发，目前孙延辉已不知踪影。 　　华森公司接手境外大股东之后，冯明昌终于成为华光公司董事长。当年的沙头镇干部关联发则离开了华光。 　　2001年，华光公司又发生了一起重大股权变动。1月3日，华光厂将所持华光公司46％的股份转给另一家公司南海华光板材实业公司（下称华光板材），后者成立于当天，其企业性质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达1688万元的华光板材有两名股东，一为冯明昌，持股90％；一为冯氏之妻妹卢碧艳，持股10％。冯、卢二人皆为自然人股东。至此，华光公司实际上成为“冯明昌家族合资公司”——中方是冯明昌和卢碧艳，外方是冯明昌、卢碧茹和孙延辉，沙头镇政府彻底退出。 　　因为贷款而有了钱的冯明昌，除了在国内和海外大举扩张，还开始捐助公益。正是在获得工行广东分行授信5亿元人民币的1999年，冯慷慨解囊，兴建了数个公益项目，包括华光中学、沙头医院、华光公园及一条马路，其中华光中学投资近4000万元。 　　“这顶多算是一种交换。”南海区一位官员说，冯明昌之所以能取得数额如此巨大的贷款，以至引发大案，与南海撤市并入佛山市之前个别政府官员的作为有关。“起初，华光厂到处贷款，各银行反应不一，但在个别政府官员的作用下，华光厂取得了这笔贷款，也实现了初步扩张。” 　　在“华光帝国”迅速扩张的同时，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兴业控股有限公司逐渐浮出水面。中国兴业大股东原为南海籍港人邓六根，1995年易手原南海市财政局副局长梁绍辉全权控股的企业，至此，中国兴业与南海市财政局背景天然浑成。 　　2001年10月，就在冯明昌重返华光公司董事长职位后一个月，原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加入中国兴业董事会，成为与梁绍辉齐名的联合主席。此后，华光公司和中国兴业又出现新的交易。 　　2003年8月11日，近5000名工人聚集在华光公司大门口，静坐抗议公司连续5个月拖欠工资，未发分文。此后，华光公司宣布因资金短缺而停产。 　　事发之前，华光公司作为南海最为显赫的民营企业之一，素有“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之称，员工过万，年产值达20亿元。而冯明昌也因此于2003年连获广东省和佛山市“优秀民营企业家”荣誉。 　　“从十多年前的一家镇办企业到后来的华光帝国，十多年的发展中，华光与一些政府机构和银行构成了诸般复杂的利益关系。”佛山一位银行人士坦言。 　　记者／贾玉宝广州、佛山报道 --------------- 第22节赵磊是不是“孙大午”(1) --------------- 　　经济学博士“集资诈骗”调查：赵磊是不是“孙大午”？ 　　孙大午案掀起的“草根金融”讨论热潮还未散去，又一起非法集资大案在偏僻的河南漯河浮出水面。这起被称为“从漯河市原市委书记到卖煤球的老人”都被卷入其中的特大非法集资案，不仅牵涉面极广，而且数额巨大。 　　2003年11月15日，刚刚搬进新址的河南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宣读完长达24页的判决书之后，漯河银鹰典当行5亿元特大非法集资案一审在清查两年之后判决下达：被告人银鹰董事长赵磊集资诈骗罪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然而，这个等了两年的结果并不能让6000多名储户稍展愁眉，目前，银鹰典当行有1亿多元的公众存款无法偿付，“我在2000年存进去10多万，现在只还给我3万多，那可都是我家几口人的血汗钱啊。”一位赵姓储户对记者说。 　　经济学博士与非法集资 　　法院判决认定：银鹰典当行自1995年7月1日至2001年8月10日案发，累计骗取社会公众存款5.422509亿元。 　　漯河银鹰典当行是由原漯河市体改委等单位于1993年发起设立。本来，典当行是没有吸收存款融资的经营范围的，但在1993年银鹰典当行成立之初，当年10月，为扩大规模，人行漯河分行（漯银复1993第70号文）同意典当行向社会招募股金300万元，开了典当行吸收公众存款的先河。 　　1995年2月，人行漯河分行再次批复同意典当行当月向兴亚集团扩招法人股73万元。这几次集资由于得到人行的批准，因此不算非法。 　　但赵磊在控股银鹰典当行后，在没有得到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却继续在社会上以12％～21％的高息，以股金证、存折等形式，大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至案发，累计吸收社会公众存款5.422509亿元，其中1.245034亿元无法全额兑付。 　　赵磊于1994年8月进入银鹰典当行，其本人并非寻常之辈。赵磊46岁，江苏铜山县人，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在1993年来河南漯河之前，任厦门大学证券事务所所长，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董事长，曾带领十几名厦大教师，于1992年创办福建省第一家证券事务所，并帮助厦汽、九洲、国泰等企业上市。其后在漯河本地上市公司银鸽投资中也曾担任董事。 　　1993年5月，赵磊登记成立了漯河市兴亚实业有限公司（后法院认定：赵磊虚假出资），后更名为兴亚集团。1994年8月，赵磊从厦门汇入典当行73万元实现控股，同年12月经变更工商注册登记，赵磊任典当行董事长。 　　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典当行实际成了兴亚集团的输血机器。赵一直全力发展兴亚集团，在程三昌等当时市领导的帮助下，兴亚集团先后收购了漯河的商城宾馆、白兰宾馆、人民商场、饮食服务公司等，一共拥有和控股8家企业，迅速成为漯河市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合性集团。 　　但赵磊在对外的一些投资中出现了投资失误，其投资的很多项目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收益。截至2001年被查处，兴亚集团亏损1000多万元。 　　而支持赵磊并购、投资雄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典当行吸收的公众存款。 　　判决书显示：自1995年至2001年8月，典当行以贷款形式累计向兴亚集团转款3.369192亿元。据当地储户介绍，银鹰除了在漯河市主要街道上散发招股传单外，还在当地报纸公开刊登招股公告，并且声称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批文。 　　据漯河当地相关人士介绍，赵磊的上市梦想也许已经不太遥远，漯河市政府曾经在2000年向有关部门推荐兴亚集团上市。不过，后来一切成空。2001年5月，漯河市前市委书记、市长程三昌出逃，专案组对他在漯河执政期间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3个月后，银鹰典当行因此被查封，赵磊被捕。 　　非法吸收存款还是诈骗？ 　　此次赵磊聘请的辩护律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兴良以及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志辉。 　　控方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和辩方律师的分歧焦点在于赵磊及其兴亚集团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公诉机关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中称：赵磊在控股银鹰后，超越经营范围高息揽储，并将其中95％以上的非法集资款以借款的名义转移到了兴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案发时有1.245亿元集资款不能返还。被告人赵磊在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且无法偿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已经构成集资诈骗罪。 　　赵磊辩称：公诉机关指控集资诈骗罪罪名不能成立。首先，他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兴亚集团与银鹰是正常的信贷关系，兴亚集团没有滥用资金及挥霍性投资，其个人与企业有偿还能力，因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归还。 　　辩护律师辩称：公诉机关的证据只证明了这些资金流向了兴亚集团进行经营活动，不能证明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再次，赵磊在客观上没有使用诈骗方法，集资行为是以典当行的名义进行的，该行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储户是把银鹰当作金融机构存储款，不存在被欺骗问题。另外，赵磊主观上是想通过包装运作兴亚集团上市保障储户的利益，尽管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但是至少说明赵磊自认为有能力最终可以偿还。 --------------- 第22节赵磊是不是“孙大午”(2) --------------- 　　有律师分析表示：分辩是不是诈骗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诈骗的故意，即我拿了这个钱愿不愿意还，或者是否明知无法归还而借用。 　　由于这是一个关键的定性问题，双方观点相距甚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量刑是十年，而集资诈骗可以判处死刑。但法院最终对辩方的证词没有采纳，判决认定“赵磊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辩护律师徐志辉则认为，赵磊最多应该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已决定在近日向高院上诉。 　　储户血本无归 　　也许赵磊案的最终结果还有待时日，但对漯河6000多储户来说损失惨重。按现在偿还方案，偿还率只有27.54％。 　　由于典当行大部分资金被贷到兴亚集团，因此兴亚集团的资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储户的本金偿还率。徐志辉表示：在2001年兴亚集团案发后不久，当年8月12日，郑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兴亚有一个评估报告，当时评估兴亚集团净资产还有1亿元，而后来控方委托的漯河汇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兴亚集团资产为－1.10979905亿元。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相差悬殊。 　　该评估报告签字资产评估师汇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张正友说：“这个问题在法庭上都质证过，我没有见到他们所说的那份评估报告。我们评出来的兴亚净资产就是负的1亿多。”徐志辉则称：河南光大财务咨询公司2003年8月27日又作了一次评估。“当时的结果，兴亚集团评估净资产仍在1亿元左右。” 　　由于兴亚集团的真实资产状况能够证明其是否有偿还能力，因此，这一点也是控辩双方另一个较大的分歧所在。 　　而对6000多储户来说，兴亚集团的资产状况则直接关系到自己能收回多少一生的积蓄。 　　民企融资宿命？ 　　谁该为储户的损失负责？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8条规定，此类活动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但从1995年到2001年6年的时间里，银鹰典当行都没有得到人行的批准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长达6年之久，在2000年，典当行业的监管方由人行划到原经贸委，银鹰也划归漯河经贸委商业科，在此期间，面对席卷全城的集资，监管部门也没有及时发现查处。直到2001年5月，漯河市前市委书记、市长程三昌出逃，专案组对他在漯河执政期间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时，银鹰典当行才因此被查。 　　就银鹰典当行非法集资案，孙大午案的辩护律师北大法学博士许志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就目前情况来看，赵磊提高利率，公开宣传招股，发放贷款，这些行为应该是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赵磊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这要从该罪名构成要件来分析。我国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构成集资诈骗罪，本罪的两个根本特征在于：主观上是为了“非法占有”，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而在认定该罪的时候，由于个人主观动机不易确证，因此判定此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诈骗”行为。 　　如果控方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赵磊实施了诈骗，就不能认定赵磊触犯了该罪。 　　许志永还表示：“在目前金融管制过于严厉的背景下，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融资领域的犯罪问题。如果存在诈骗行为导致储户严重经济损失，认定集资诈骗罪并予以严厉打击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当事人是出于经营目的，只是因为融资困难而采取了违法手段进行融资，甚至经营不当造成储户损失，只要不存在诈骗的故意，不应当按集资诈骗罪来认定。” 　　对于赵磊来说，作为经济学博士，不可能不知道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性，但地方部门的默认，融资渠道的狭窄，已经铺开的庞大的集团公司资金饥渴，导致其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控制的典当行作为融资工具。 　　许志永透露：在孙大午案审结之后，他们现在还在代理另一桩民企集资案。此类案件在民企频频出现，或许应该追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 　　上海典当协会会长良先生表示：“我们知道这个案子，银鹰典当行非法集资完全是个案。典当行非法集资吸存是绝对不允许的。现在全国1375家典当行，监管部门几度改变，先后从人行到经贸委，2003年又归商务部管。目前这种情况应该来说比较少了。” 　　记者／谢飞特约记者／彭洪河南漯河、深圳报道 　　附记:2004年7月，河南省高院对漯河市原银鹰典当行非法集资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被告人赵磊的上诉，维持漯河市中级法院的原判；核准漯河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赵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一审判决。 *************** *第四章接近的事实和可能的还原 *************** 　　在爱邦性保健品店，几位三十多岁模样的男子正在看商品，而一位中年女职员则在给其中一位男顾客讲解产品的性能、特点。这位先生问的多是男用健慰器，但最终却购买了女用的，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 第23节“神秘爱侣”(1) --------------- 　　边缘上的“神秘爱侣” 　　在爱邦性保健品店，几位三十多岁模样的男子正在看商品，而一位中年女职员则在给其中一位男顾客讲解产品的性能、特点。这位先生问的多是男用健慰器，但最终却购买了女用的，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南京东路45号，名字叫“爱邦”。这家或许是中国最豪华的性用品专卖店，开在中国最热闹的商业街区。 　　中日合资温州市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经销经理吴晓告诉记者，此店年租金达40万，“基本上不赚钱，主要是广告宣传，告诉人们中国的性保健所达到的水平。” 　　而在2004年8月6日至8日，“中国国际成人保健及生殖健康用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这一被主办方称作“全球最专业的性展览会”吸引了上万观众前来驻足，令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惊叹内地“比我们开放多了”。 　　“实际上也不一定如此。”吴晓说，“还是有很多思想禁锢需要打破，也不断有人在打破这样的禁区，所以我们走得并不顺利……” 　　专卖店一瞥 　　点击“性保健”，人们可以看到众多性保健网站，和品种繁多的性保健品网上订购。在每一份订购须知下都会强调，公司会以绝对保密的手法将货品送达采购者手中。但是，据吴晓介绍，网上订购量依然大大低于进入性保健店购买的量。“从保密性上讲，还是进店购买更为安全些。” 　　在爱邦性保健品店，几位三十多岁模样的男子正在看商品，而一位中年女职员则在给其中一位男顾客讲解产品的性能、特点。这位先生问的多是男用健慰器，但最终却购买了女用的，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在店外，他终于告诉记者，因为觉得妻子在床上还不够“浪猛”，希望能通过健慰器激发她。 　　女店员告诉记者，其实现在能够进店购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落落大方的，“已经没有害羞心理了，不过有时候作为男人并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性能力弱，所以会为自己购买性保健品找一个理由”。她接着说，进店购物已经是比较正常的心态，这大概与南京东路基本上是过路客有关——这里不大会遇到熟人。因为购买健慰器容易让人联想到性能力问题，这就涉及个人隐私了。但也有的人特别大方，朋友生日或结婚也送上一个，当众打开，大家开怀一笑，也有的单位搞活动，也将健慰器作为奖品，绝对可以带来一次高潮。 　　“人们只会将它作为一个比较特殊些的玩具公示，而不会将它视为淫秽物品，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性观念的改变。”吴晓说。 　　据统计，全国有性保健类商店20万家，而在上海，估计有1000多家。但在大上海，走过每一条繁华大街都看不到此类商店——爱邦是一个例外。这些店大都散布在小街小弄之中。“在上海，主街上不仅房租贵得难以承受，所要接受的检查也特别多，特别难做。而有许多店开在隐蔽处，假冒伪劣品也容易兜售其间。”吴晓说。这大概就是中国性保健类商品的生存现状。 　　神秘“爱侣” 　　据观察，性保健商品一般可分为几大类：第一类，计生类的避孕用品，流产性药物；第二类，性病、与性有关的妇科病防治消杀用品；第三类，性保健——滋阴壮阳保健食品或药物；第四类，外用刺激性喷剂、涂剂，以及刺激性、增强性能力内服性剂（如伟哥）；第五类，性用具类的自慰器和助复器；第六类，情趣用品，助兴用品。 　　“爱侣”的生产车间里，工人准备完成后期的质检。IMAGINECHINA 　　第一至第三类是长期以来最为“光明正大”的产品，管治最少，但第一类至今并不允许做相关广告。而第四至第六类，一直受较多管治，但其外延和底线也不断有阶段性突破。 　　温州“爱侣”所生产并销售的是第五类产品：性用具类的自慰器和助复器。此类产品在国外被称作性玩具（sextoy），而在国内，至今并无统一说法，爱侣将其命名为“健康自慰器”。在一般说法中，凡言性保健商店，所指物品即以健慰器为代表。 　　令爱侣公司一举成名的是英国路透社。2002年，路透社记者远道前来采访，把这个中国的“性玩具商”介绍给了全世界。此后《时代周刊》等国外媒体纷至沓来，并将爱侣定位于世界性保健行业的前10位。 　　但据记者的调查，这一排名定位值得商榷。如上所述，性保健行业范围太大，而性玩具只是其中一个小分支。但有一点比较确切：在中国，爱侣的产品占据全国60％～70％的市场份额，而在全球市场，其扩张速度也令人侧目。 　　吴晓三兄弟，各人有各自的公司，老大吴伟为爱侣公司总经理，老二吴辉为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而实际上，吴伟的爱侣公司是吴氏家族企业的核心和主要利润来源，负责产品开发、生产与国外销售；吴辉的公司主要负责爱侣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的国内批发与零售，而吴晓则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 　　三个公司完全独立经营与核算，但又在吴氏家族一统之下。而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便是媒体极少提及的吴氏三兄弟的父亲——吴振旺。吴振旺的身份是爱侣公司的董事长，而事实上，历年来整个家族公司的运作都在其操控之下。只是到了近年，吴振旺才将直接经营权交付其子，确切地说，是交给了长子吴伟。而后，吴振旺基本上已退居二线。 --------------- 第23节“神秘爱侣”(2) --------------- 　　吴氏突破 　　温州市中心比较偏僻的隔岸路，并不显眼的一座二层楼里，便是亚当夏娃公司。说起当年做这个产业，吴辉还是有些感叹。 　　1994年初，吴辉看到北京亚当夏娃性用品店开张的新闻——这是全国首家性保健专卖店，他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了父亲与吴伟。 　　据吴振旺称，当时，其家族企业正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所有资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如何东山再起，事关整个家族企业的生死。当听到儿子带来的信息，吴振旺马上进行研究，并很快带着吴伟、吴辉及其女友到北京考察。吴辉回忆当年，当时与女友还没结婚，走进那个专卖店看商品时，都非常羞涩不安。 　　而其实，当时此类产品已并非少见。只是坚冰尚未打开，各地的商家或厂家要么是地下作业，要么就随时准备被打击。直到1980年代中，“性玩具”仍被定性为“淫具”。从事这一行业不仅有投资风险，更有政治和道德风险，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 　　但是，吴振旺最终决定要走这条道。因为他发现，“性保健”是打开这一市场的最适宜的钥匙。 　　早在1980年初，即有“性玩具”从香港等地走私进入国内。当时此类物品还只局限于个人偷偷使用，因为使用者无一例外会被定性为“道德败坏”。 　　但是，“性玩具”市场却还是在发展之中。首先，它被应用在“性功能障碍”病人身上。由于“性功能障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医院从泌尿科中细分出了性（生殖）专科。对性功能低下的患者，一般而言，通过“物理性治疗”——即通过性工具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或直接解决相关问题。这无疑为此类产品打开了一个合理的入口。而由此，吴振旺看到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另一方面，熟悉机电、电子产业的吴振旺发现，专卖店中所展出的产品质量实在太差了。如果自己生产的话，一定会更好，并且这可以使他很快地走到行业的前端。 　　回到温州，吴振旺决定兵分三路：自己以开发产品为主；二儿子从上海回温州筹备专卖店；大儿子坚守上海，继续做公司原有的贸易。 　　吴振旺找到温州市计生委，将专卖店挂靠在当地计生委，这样，他扫清了第一个障碍。温州亚当夏娃性保健专卖店很快开张，第一天便引起轰动，日营业额达3600元。 　　随即，上海专卖店如法炮制，也是挂靠计生委，首日营业额已达7000多元。当时的专卖店是超市形式，因为人太多，在入口与出口均需专人维持秩序。 　　但另一方面，性保健品的生产就要困难多了。吴振旺将样品拆卸研究后，购进相关设备进行试生产。但是，要获得生产许可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吴找到当时浙江省公安厅一位领导，当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吴认识了这位副厅长，这个关系使得对方能把吴所说的性保健品对社会的好处听完。其后，吴振旺终于打破了“淫具”的樊篱。 　　吴又接着找到计生委、卫生部、工商局，以及药监局，最终获得由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性功能康复器”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和市场销售许可证。此时，已是一年半后的1995年。 　　但公司进入正式生产后仍不时有些磕碰。先是当地公安机关将设备、产品查封了，然后打电话到省公安厅请示，省公安厅回话说可以生产，当地公安请省公安厅拿文件以示，而省公安厅与公安部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成文文件。事情不仅关乎生产问题，搞不好可以是牢狱之灾。吴又一次上北京，找到公安部，最终，公安部为此第一次发出通告：凡有药监局发了证的就是合法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吴振旺这才涉险过关。 　　吴吃的另一只“螃蟹”是，2001年，爱侣的产品要出口，但遭到阻截。最终通过沟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也为此发文说，“男女用健慰品出口合法”。 　　专卖店的女店员为顾客讲解产品的性能特点 　　成人玩具的边际 　　在爱侣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在流水线上工作。而在公司的办公室，几乎每一张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健慰器。无论男女，人们对此视若不见。 　　三兄弟中，吴辉的妻子也从事这一家族生意，吴伟的妻子是典型的上海姑娘，也已随夫回到温州工作。只有近日刚刚完婚的吴晓，妻子在艺术界工作。 　　这与10年前已是截然不同。10年前，专卖店招员工很困难。基本上找的都是医务人员，因为他们对此领域最早理解，而且专卖店中，也有专门的医生针对“患者”提出建设性意见，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器具。 　　但现在的专卖店中，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医务出身的人，只是店员的年龄一般相对大些，一般也已婚。 　　在性玩具市场，最基本的消费群体还是性功能障碍者。除了较年轻的人群，也有中、老年人。事实上，据吴晓介绍，购买性玩具的年龄，近些年有明显上移的倾向，他认为这是中老年人“性需求正在觉醒”的标志。第二大类使用人群是未婚男女或两地分居者。第三大类人群为独身者或女性同性恋者。“他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性需求。”吴晓说。 　　吴氏三兄弟中，吴晓无疑是思想最前卫的。这位从初中就被父亲送进上海重点中学读书的小儿子，说一口绵软的沪语，美式英语也很流畅，他将根据其父兄的计划，到美国主持家族在拉斯维加斯开办的性玩具工厂。他说，性玩具在美国是非常普通的物品，平均每三户人家中就有一家具备。“打开抽屉就有，很自然的事情。” --------------- 第23节“神秘爱侣”(3) --------------- 　　吴晓说，性玩具就是玩具，儿童有儿童玩具，而成人自然也该有具成人特性的玩具。性玩具，就是成人玩具之一种。性玩具自然是性能力不足的一个补充。但是，什么是性能力的不足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性能力永远不足。所以，性玩具也可以成为一般意义上性能力正常者的辅助工具。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许多禁锢正在打破，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性需求成为现实。而性玩具的边际究竟何在？尤其是在中国，它的底线又在哪里？这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最为关注的，因为在国内，某种意义上它仍是一个风险行业。 　　记者／朱平豆摄影／朱跃上海、温州报道 --------------- 第24节内黄基金会之乱(1) --------------- 　　河南内黄基金会之乱 　　内黄县民政部门开始回收乡镇扶贫基金会公章，但大多数基金会会长像邵某一样，并没有停止吸储和放贷，他们开始单干，实际上蜕变为私人控制的“钱庄”…… 　　内黄，河南北部，殷墟故乡安阳市下辖的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县。 　　这个华北平原上再普通不过的小县，在金融监管部门眼中，却鼎鼎大名——由于频繁发生恶性金融违规事件，内黄被当地人民银行定为金融风险防范重点地区。 　　而影响面最大的，却是2003年以来多次发生的基金会之乱。重灾区内黄县井店镇一位副乡长断言：基金会之乱至少让井店镇经济发展水平倒退10年。 　　一个村级基金会的命运 　　“我都67岁了，全家17万元的钱存到邵某那里取不出来，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患有重病的李朝中叹了口气说。 　　邵是一家村级（内黄县井店镇东街）基金会的实际控制人。2004年8月26日，内黄县政府召开了对邵及其妻女的公捕大会。 　　而在内黄县，像李朝中这样的人还有不少。 　　邵某并不是本地人。30多年前，20多岁的邵才从浙江来到内黄。 　　1991年，邵某抓住了命运的稻草——这一年，邵主动争取做了经民政部门批准的内黄县井店镇东街基金会的副会长兼会计。 　　“最初邵在村里务农时很卖力，直到2003年事发，他给人的印象一直不错：很厚道，不张扬，不吸烟不喝酒，否则村民不可能把钱存到他那里。”一位与他相熟的村民评价说。 　　基金会的实际功能是向村民“借钱”，然后再贷出去，赚取利息差。记者从1997年7月内黄《关于进一步加强救灾扶贫互助会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工作通知》中了解到，原来村级、乡级互助会一次借款分别不能超过1000元、2000元，每户累计分别不能超过3000元和6000元。 　　作为实际控制人的邵某，在利用贷款上当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邵先是收购了一个小水泥厂出租经营，尔后将紧挨汤（阴）濮（阳）铁路线的村木材厂收入囊中，改造成仓库倒手化肥、糖等货物。 　　另外，还有不少贷款放给当地和外地的单位和公司，正是这些放贷行为为邵的最终崩盘埋下祸根。 　　“1997年8月，邵某嫌税收太高，将公章和社团登记证上缴，然后去鹤壁烟糖公司当了副总经理。”井店镇前民政所所长陈志文说。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邵某继续吸纳存款，只不过具体操作者变成邵的妻子赵某和二女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务院下发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6月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明令取缔此类基金会组织和业务。但是邵的基金会仍然继续经营，甚至在其他村设立了分部。 　　井店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1994年7月，邵所在的东街互助会储金在鼎盛期曾高达1000多万元，而当地信用社目前的存款数目也不过如此。 　　但是，表面风光的“邵氏钱庄”最终还是出了事。 　　2003年10月，东潘井村一位村民到邵某处取钱遭拒，恐慌迅速在村民中蔓延，很快邵某外逃。邵的外逃没有任何迹象，就在邵某外逃当天及前一天，还有村民像往常一样到邵家存钱。 　　邵的资金链为什么会断裂呢？ 　　一位和邵关系密切的村民称，可能是因为两笔大的贷款出了问题：一笔贷向鹤壁市（河南的一个市，与安阳相邻），涉及本息200万元；一笔贷向广州，涉及本金200万元。而当地公安机关6月份的一项统计显示，事发前，邵某的“地下钱庄”未兑付的存款余额是931万元，贷款余额370多万元，其中有560多万元对不上账。 　　根据这一数据，邵的基金会不可能追讨回太多资金。 　　两任基金会会长的逃与亡 　　如果说邵案的“钱庄”是由于经营不善，被市场淘汰的话，那么内黄县总商会民生互助基金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基金会）会长武某的外逃和前任会长姜某之死，则更为曲折。 　　总商会基金会筹建于1997年12月，1998年2月在内黄县农行开户运作。作为政府委派的正科级公职人员，姜某任该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但是，总商会基金会一开始就命运多舛。 　　因经营不善，贷款出现较多呆账，从1998年5月到2001年6月，包括安阳市政协委员、内黄县金龙陶瓷壁画厂厂长甘某及内黄县家用电器公司经理、县家电商会会长彭某等在内，有6位贷款者先后潜逃，至今未归案，贷款总额226.5万元。 　　2002年底，迫于储户的上访和县里压力，姜某与内黄县总商会副会长武某达成协议，由武于2003年1月2日接管基金会，但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仍由姜兼任。 　　武是内黄县诚信物资公司经理、内黄县大正植物油厂厂长。“他当时是县里的红人，就任前，县里领导曾许诺在他就任后划拨400万元资金弥补姜在任时的窟窿，但后来并未兑现。”一位知情者说。 　　但出人意料的是，被期望能够拯救基金会的武某，最终也选择了亡命天涯。 　　2003年8月22日，武因涉嫌内黄农行金融诈骗案外逃，总商会基金会经营之乱同时惊曝于阳光之下。 --------------- 第24节内黄基金会之乱(2) --------------- 　　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两任会长在任期间，共吸收332户、481笔、940万元的存款，其中贷出812.2万元，武放贷的359.3万元中，以其司机的名义贷出的就高达320万元，2003年9月，武在被缉捕时仍欠贷款175万元。 　　因在调查中发现原总商会会长姜某在基金会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内黄县于2003年11月免去了姜的会长职务。 　　“姜是一位管理粗放的人，在任时换了三任会计，当时给储户打了很多白条，总账、分账根本对不上。”与姜相熟的人透露。 　　对于姜应该承担的责任，“（现任政府的）主导声音是非法吸储，这对于姜来说可能意味着被捕，所以姜倾力收集各种政策来证明基金会的合法，并着力散发这些政策的复印件。”前述人士称。 　　这些政策是指河南省豫政（1995）40号文和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 　　40号文明确提出，鼓励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行业组织等发展合作基金会、资金互助会等集体资金互助组织。2002年11月中国工商联第九次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中将为会员提供信息和融资等服务视为工商联的主要职能和任务。 　　不过，姜没有等到结论。 　　2004年4月，51岁的姜在家午休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据知情者透露，当天中午，姜还像往常一样在家做了一顿中午饭。“尽管他平时显得很轻松，其实内心并不平静。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姜的一位同事说。 　　4个月后，8月14日，内黄县委、县政府以处置领导小组的名义下达了意见书，以违背国务院第247号令以及未经工商登记等理由，将总商会基金会定性为非法机构。 　　“小香港”风光不再 　　获悉消息后，储户们大为震惊。因为总商会基金会被定为非法机构后，若公安机关追不回贷款，损失将由储户承担。 　　一位储户说，这是一个政府信用非常浓厚的基金会，曾有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统战部长等人先后出任名誉会长，而且基金会的日常经营情况直接向县委、统战部汇报工作长达5年之久，并且2003年2月县委统战部曾指示总商会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申请拨付200万元以解基金会暂时困难。 　　让储户们难以理解的是，中央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宣布要取缔非法吸储业务，内黄县的各种基金会按理也在清除之列，为什么却到东窗事发后，才认定为非法？ 　　原人民银行内黄支行一位知情工作人员透露，当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曾明确表态，对于总商会基金会，一切就到此为止，“清理不是清除，整顿不是整垮”。 　　“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他说。2000年，内黄县民政部门开始回收乡镇扶贫基金会公章，但大多数基金会会长像邵某一样，并没有停止吸储和放贷，他们开始单干，实际上蜕变为私人控制的“钱庄”。一位姓王的村民说，单干实际上带来了更多的好处，“规避了向国家纳税，只需向民政所交纳管理费”。 　　“2001年10月，人民银行内黄支行初步认定总商会基金会属合法经营，同时指出基金会存、贷利率过高，属违规经营，应迅速纠正，并建议尽快调减基金的存、贷利率，调减比例在75％以内，严防挤兑事件发生。”前述人民银行内黄支行工作人员称。 　　不“清除”，不“整垮”，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内黄县着重培养的几个企业纷纷陷入困境，致使当地农行、工行、建行落下不少坏账。 　　1998年，内黄县建行、工行、农行等开始陆续裁撤在县城及乡镇的营业网点，2002年中行索性撤出内黄。 　　在安阳市5县4区中，内黄县的经济总量最小，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6000万元，不算办公费，光财政供给的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就达1亿元。“这样正规军撤退后，就使当地对这些基金会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一位分析人士认为。 　　因而，内黄的“钱庄”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一度兴盛，有30多个村委会的井店镇就有25个类似于邵这样的基金会。到各种基金会存钱，已然成为当地百姓的习惯，甚至捡垃圾者都将几十元钱存在这里。 　　在邵的案件爆发后，先后有多个基金会崩塌，多人被捕。内黄县井店镇一位副乡长断言：当地的“钱庄”至少让井店镇经济倒退10年。这个曾有“小香港”俗称的乡镇，前几年鼎盛一时。但现在，与周边的善堂等乡镇相比，井店镇的经济发展已是疲态尽显。 　　对于内黄基金会最终将如何处理，内黄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称，邵某等人涉嫌毁账、逃兑，可能被当地以集资诈骗，而不是非法吸储的罪名提起公诉。 　　“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冯克坚在上月接见村民代表时曾表示，要隔着墙扔砖，砸到谁算谁，动真格的。我们对政府及公检法机关充满信心。”井店镇东街村一村民说。 　　记者／陈恳特约记者／王治国河南报道 　　附记:据媒体报道，邵入狱后，2003年10月，政府采取对账（即由贷款方偿还存款方钱）的方式解决拖欠村民存款。此法遭到部分村民的强烈反对，但对账却在继续。内黄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称，邵等人可能因涉嫌隐瞒真相、毁账、逃兑付，被当地以集资诈骗而不是以非法吸储的罪名提起公诉。 --------------- 第25节民企出浙江记(1) --------------- 　　三千民企出浙江记 　　浙江企业外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其中土地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而这正是平原县们期盼以久的机会。 　　2004年9月9日，将近90名温州商人包专机开赴平原，进行投资环境考察。 　　众多企业的登门拜访，让该县县委副书记王炳虎欣然，从两年前开始推行的决策——用尽一切手段吸引浙江企业来平原投资正在收到成效。 　　时间回溯到5月13日上午，山东省平原县在浙江温州举行的“县长接待日”进入第二天。天气已热，而气氛似乎一样热烈。 　　所有的事情都要为吸引投资开道。县委书记李文勇对官员们说，“一定要借助这次机会将平原县的优势推介给浙江客商，从而实现两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当地人笑称，即使是温州的一只蚂蚁，都会在平原享受到大象的待遇。 　　类似平原县花样不断的招商动作让浙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8月26日公开的一份题为《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 　　平原“赌博” 　　2002年8月24日，一列名为“平原号”的专列驶入温州火车站，600个山东农民有些茫然地走下火车。那些农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他们看到温州是如此富裕，更想知道如此富裕的原因。 　　时任平原县县长的李文勇在后来将组织600农民下温州的举措定义为“平原县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冲击波”，但在当时，作为总协调人，组织如此规模的农民开入大城市参观取经，其实是一种冒险。 　　2004年9月8日，已经升任平原县委书记的李说，当时他其实也无法确切知道此行的效果，虽然他的目的朴素，就是想让农民长长见识，放开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吸引一些温州企业过来投资”。 　　虽然经过周密部署，但也阻止不了议论，有些人将之归结为官员们作秀，或者是一场赌博。 　　在温州，很少有人知道平原这个地方。该县资料显示，平原县总人口44万中有38万是农民，多年来固守“以农为本”、“小成则满”等陈旧的思想观念。 　　现任县长董绍辉并不忌讳外界的这些言论，他认为，固然有破釜沉舟式的政治决策贯穿在这个活动中，但确实也收到了很大成效。 　　2002年9月1日，平原农民专列回来的第二天，温州东欧汽车轴瓦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海帆尾随而至，经过一天半的谈判，平原供销社第六棉花加工厂以5000平方米厂房、30间职工宿舍投资，余海帆以1000万元投资，双方建立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的汽车轴瓦厂。 　　这或许是平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温州企业，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的投资协议。 　　对于平原和温州企业来说，这是个互相认识和接纳的过程，当地官员说，“平原县在对外宣传中第一次登上了《新闻联播》的屏幕”。对温州企业来说，他们又增加了一个对外投资的选择。 　　浙商走高处 　　每年有大量外地企业涌进温州招商引资，温州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但变化还是悄悄地发生。2003年平原县再度奔赴温州后，有四名温州企业老板被聘请为平原县的名誉副县长。 　　最出名的两位副县长，分别是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水和惠特鞋业公司董事长项进康。前者在温州当地甚至有“世界打火机之王”的称号。 　　很多人将平原县的举措视为“优惠条件推动，政治地位肯定”——在以往，很少有温州企业家在外地受到如此高的肯定。董绍辉承认，这是“一种礼贤投资商的姿态”。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的招商行动。2002年之前，攀枝花曾经陷入和山东平原一样的招商困境。为了寻求突破，攀枝花从温州引进了一位官员挂职，担任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市长。这位副市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温州商会，并以优惠的招商条件和诸如工商联及政协委员的政治地位吸引温州老乡，半年实践下来，招商成效斐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温州市政府政策调研室主任、现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第一次发布了他对温州企业外迁的一个研究成果：企业外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了，他们很难在本地“出人头地”，但是一旦到外地投资，则往往被奉为上宾，一些老板还被授予“名誉市长”、“名誉县长”等头衔。 　　当地很多企业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本省，自然属于经济“存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政策享受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没有任何优先的特殊待遇。而迁到省外以后，就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量”。这些企业迁入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无论是税收减免、土地征用、银行贷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学都能享受“贵宾”待遇。同样的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 第25节民企出浙江记(2) --------------- 　　根据浙江置信包装公司一位人士提供的资料，上海市青浦区对迁入企业实行“放水养鱼”政策，不仅所得税“二免三减半”，还将增值税留地方部分的50％～80％以奖励形式返还给企业。江苏省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2010年前在按法定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软件产品实际税负超过3％和集成电路产品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这还是相对发达地区针对浙江企业提供的优惠。在资金和项目极为稀缺的内陆省份，招商政策更加优惠，比如山东平原。 　　同样这个时候，由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所进行的浙江省企业外迁调研正式启动。 　　据负责具体工作实施的浙江省个私企业协会统计，2000年以后浙企外迁呈上升趋势。 　　来自平原县的数据说，目前进入该县的浙江客商已达20多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玉才说，上半年该县将近20亿元的项目投资中，其中有15亿来自浙江企业。 　　浙企水流低处 　　但平原县觉得还不够。2004年5月12日，平原县在温州举行县长接待日，由一个县委副书记和一个副县长坐镇，力图将吸引外资工作推向更高层面。 　　与此同时，据说山东菏泽地区一个县也派出工作组进驻温州，提出的口号是“平原给的我们都能给，而且能够给得更多”。甚至就连温州当地媒体的记者都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有数名记者受聘成为“引资专员”。 　　电荒以及宏观调控似乎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们的招商热情。有不止一位平原官员确信，目前国家为了保证能源供应和防止经济过热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吸引浙江企业投资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机会。 　　李文勇说，就他的理解，目前浙江企业在本省面临三大困境：土地成本过高，电力供应紧张，企业融资困难。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研确证了他的判断，企业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商务成本太高。主要表现在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三个方面。其中，土地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也是调研中反映最激烈的问题。 　　这正是平原县们的机会。 　　虽然平原还不能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但在土地和电力方面，优势却显而易见。 　　平原县不但有充足的土地储备，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盐碱地、废弃地和存量土地可做工业项目用地，而且在电力上，平原县每年有9亿千瓦时的储备和节余，用电量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也能满足。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浙江企业外流的一个基本趋向。 　　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调研报告透露，目前浙江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该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 　　据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组回收的1650份有效问卷显示，生产基地外迁和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占主导。有1039家企业生产基地外迁或到省外设立生产型企业，占总数的63％；有885家企业营销机构外迁或到省外投资设立营销机构，占53.6％；有204家企业科技研发机构外迁或到省外投资设立科技研发机构，占12.3％；有192家企业整体外迁，占11.6％；有99家企业总部外迁，占6％；其他方式外迁外投的企业共有544家，占53.4％。 　　此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外迁行业主要为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建筑业、旅游业、批零贸易餐饮服务业、效益农业等。 　　当地学者分析说，上述行业基本上都对土地和电力需求庞大而对融资要求不高。报告从对外投资规模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小规模企业是浙江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主流。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1359家，占82.3％，其中100万元以下的649家，占39.3％；100万～500万元的497家，占30.1％；500万～1000万元的213家，占12.9％。 　　因而有学者认为，就投资规模而言，浙江企业外流对浙江经济影响不大。但无论如何，如此规模的企业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影响浙江经济的上升曲线。众所周知的是，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赖以立足的正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型企业。 　　有暂时没有得到回应的消息说，浙江省已经意识到放任企业外流的危险，因而在短期内有望出台相应政策。 　　记者／杨磊山东德州报道 --------------- 第26节“偷天陷阱”(1) --------------- 　　ST东北电“偷天陷阱”：5.8亿银行债务逃避调查 　　经过一系列股权置换，ST东北电彻底控制原沈阳高开的3.8亿资产，留给沈阳高开的是高达5亿多元的债务。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重组，高达5亿多元的银行债务被彻底悬空，谁导演了这一幕？ 　　继国家开发银行将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沈阳高开）、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东北电）等八家公司推向被告席之后，另一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周五表示，工商银行已做好诉讼前准备，随时起诉沈阳高开等相关公司。 　　沈阳高开目前共欠下银行巨额债务5.8285亿元，其中工商银行为3.9亿，国家开发银行为1.5亿，交通银行2400万，中信实业银行为1000万，光大银行为880万。 　　工行的3.9亿元贷款绝大多数都是在1999年以前发放的。工商银行总行一位人士称，他们早已开始关注这些贷款动向，沈阳高开等相关公司已被列入“危险客户”名单。“工行将对通过股权重组手段逃避银行债务行为进行制裁，我们已向银行同业协会通报这一情况，并与辽宁当地政府进行交涉。”这位人士说。 　　最大债权人工商银行的介入，将使这起债权纠纷更显扑朔迷离。 　　8月24日，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国开行诉讼沈阳高开“逃避银行债务”案的正式开庭，一个通过股权置换架空银行债权的链条，展现在人们面前。 　　沈阳高开欠债 　　1995年5月26日，沈阳高开正式成立，由东北输变电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和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44925001元，其中东北输变电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44925000元，持股99.9％；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元。 　　而东北输变电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和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同属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子公司。东北输变电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3月在香港H股和深圳A股上市，后更名为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T东北电。 　　沈阳高开拥有光辉的历史，属国内三大高压开关生产企业之一，并被当时国家计委列入国债重点项目投资企业。 　　作为国债配套资金，工商银行先后向沈阳高开贷款3.9亿元。而国开行贷款直接与三峡工程的配套项目有关。1996年沈阳高开“50万伏六氟化硫全封闭组合电器项目”获得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2.28亿元。1998年，国开行向沈阳高开提供了1.53亿中长期信贷。 　　沈阳高开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工商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其贷款的回收并没有太多担心。国家开发银行信贷局一位人士说：“如今电力非常紧张，电力设备投资前景看好，沈阳高开在目前技术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5年之内偿还银行债务不成问题。” 　　他们也从来没有担心沈阳高开故意欠钱不还，“作为国有企业，在有钱的情况下，也没有赖账不还的动力”。 　　但随后的沈阳高开大股东的变更，为日后悬空国开行和工商银行的债权埋下了伏笔。 　　ST东北电脱身 　　2003年8月，ST东北电将其持有沈阳高开49％的股权转让给沈阳诚安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安电力），同年9月，诚安电力向沈阳高开增资608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5100万元。 　　增资后，诚安公司持股增至51.05％；ST东北电持股48.95％，并受让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1元的出资。 　　而诚安电力的股东为深圳新泰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和沈阳信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3月2日，诚安电力将其持有的51％的股权转让给其股东深圳新泰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电力），不再持有沈阳高开股份。 　　而新泰电力股东为新东北电气（沈阳）发展有限公司和沈阳万里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2004年3月15日，ST东北电又将持有的49％的股权转让给诚安电力。 　　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之后，沈阳高开的持股股东变为诚安电力和新泰电力，分别持股49％和51％。新东北电气（沈阳）发展有限公司和沈阳万里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则通过持有新泰电力的股权，间接控股沈阳高开。ST东北电不再持有沈阳高开任何股份，不再有直接的关联关系。 　　正是这种看似寻常的间接控股，为接下来的暗渡陈仓，铺设了一条曲折繁复的栈道。 　　股权置换迷局 　　2004年2月26日，沈阳高开以评估值人民币13200万元的厂房、设备和土地使用权实物资产出资，成立沈阳新泰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电气），沈阳高开占74.4％的股份，另一个股东为香港中兴动力有限公司，以现金550万美元出资，占25.6％的股份。 　　2004年3月15日，沈阳高开再次以评估值8550万元的厂房、设备和土地使用权出资，成立了沈阳诚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而另一股东来自于上述提到的诚安电力，以450万元现金出资，占5％的股份。 　　事隔9天，沈阳高开又发起成立另一家公司沈阳新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仓储）。沈阳高开以评估值16150万元的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资产出资，另一出资方为诚安电力股东沈阳信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850万现金出资占5％的股份。 --------------- 第26节“偷天陷阱”(2) --------------- 　　这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沈阳高开拿出37900万元的厂房、设备和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资产合资建厂，投资速度惊人。 　　工商资料显示，新泰电气主营业务为输变电高压设备制造、开发、试验、服务；诚泰能源主营业务为风、水、电、汽动力服务和设备维修；而新泰仓储主营业务为租赁、仓储、货物运输、包装和货物配送。 　　三家合资公司的成立，已经将沈阳高开输变电高压设备生产过程核心环节全部转移出去。 　　对于为何成立三家合资公司，沈阳高开的解释是“为盘活资产，集中进入发电设备领域”。 　　不过，随着三家合资公司股权的转让，沈阳高开正为他人定制了嫁衣。 　　2004年4月8日，ST东北电对外发布收购股权公告，称“本公司于2004年4月7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以12954万元人民币价格收购沈高公司（沈阳高开）持有的股权投资，并以本公司持有的沈阳添升通讯设备公司98.5％股东权益作为收购上述股权投资的全部支付代价”。 　　这样沈阳高开持有的刚刚成立的新泰电气74.4％的股权，被ST东北电置换出来，新泰电气落入ST东北电囊中。 　　2004年4月16日，ST东北电再次对外发布收购股权公告。公告表示：“本公司于2004年4月14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收购沈高公司持有的股权投资，并以本公司拥有的对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7666万元债权及相应的利息作为收购上述股权投资的全部支付代价。” 　　这次股权交易，ST东北电以持有母公司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7666万元债权，置换为沈阳高开持有沈阳新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95％的股权和沈阳诚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95％的股权投资。 　　新泰仓储和诚泰能源两公司也落入ST东北电囊中，至此，经过合资成立的三家公司控制权从沈阳高开转移至ST东北电。 　　这场“漂亮”的股权收购，以添升通讯98.5％的股权和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7666万元债权及利息，换得沈阳高开评估价值约37900万元的厂房、设备和土地使用权。 　　在2003年到2004年间，ST东北电将持有沈阳高开99.9％的股权出售，划清与沈阳高开的关系，进而收购沈阳高开新成立三家公司的股权，令人浮想联翩。 　　新东北电的角色 　　不过，与之相联系还有更令人费解的事情——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的成立。 　　2003年12月29日，ST东北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ST东北电以人民币现金形式5156万元投资参股新东北电，占注册资本2988万美元的20.8％。 　　而新东北电的另外一名股东，则为ST东北电香港子公司——东北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以现汇出资15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50％；ST东北电实际控制70.8％的股权。 　　香港中兴动力有限公司以现汇出资75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25％。新东北电最后一名股东则为沈阳高开，以实物资产出资12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4.2％。不过，这一股权在3月份之后转让给英属处女岛的一家神秘公司。 　　ST东北电公告还披露，新东北电主营业务为制造销售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封闭组合电器等高压开关产品，与沈阳高开的产品完全吻合。 　　对于新东北电的成立，国开行保持了警惕，不过在2004年5月9日这一天，他们仍然感到了意外。这一天，国开行辽宁分行前往沈阳高开落实还款事，他们看到的是原沈阳高开门口的招牌已经更换，新悬起了“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招牌。当见到原沈阳高开高层时，他们得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新东北电气已经与沈阳高开分离，原所有债务由沈阳高开承担，新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不存在任何关系。 　　此时的沈阳高开也搬离了原办公区，原办公楼也被新东北电气所取代，沈阳高开搬到原沈阳高开房产处和运输处的一处办公地。 　　而沈阳高开的生产厂区也被划为了三块，分给了新泰电力、诚泰能源和新泰仓储，但这三家公司已经不属于沈阳高开，而是新的主人ST东北电。 　　这样，经过一系列股权置换，ST东北电彻底控制原沈阳高开的3.8亿资产，留给沈阳高开的是高达5亿多元的债务。 　　一场较量 　　那么谁在导演这幕股权交易？沈阳高开为何同意这样的股权置换？记者致电沈阳高开，数度联系，皆未果。作为股权置换的另一个主角ST东北电，同样没有清楚的解释。 　　记者致电ST东北电董事会秘书，一名人员以“顺便到董秘办公室办事”为由，表示对任何事情均不知情。 　　这一系列股权的置换，令国家开发银行疑窦丛生。围绕这一系列股权置换，8月24日，北京高院开庭，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而辩论的重点显然落在了股权置换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上。 　　国家开发银行法律事务局人士表示：“沈阳高开拿出3.8亿用于生产高压开关设备的优质资产，换回一些几乎收不回来的债权，以及一些劣质的股权，明显是逃避银行债务。” 　　但沈阳高开的代理律师坚持认为：“沈阳高开此举是为盘活资产，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合资组建热变电站。” --------------- 第26节“偷天陷阱”(3) --------------- 　　而沈阳高开置换回沈阳添升通讯1.3亿股权似乎应验了这一说法。 　　工商登记显示，沈阳添升通讯原注册资本仅为200万元，2004年3月，ST东北电才以10台发电机组，评估价值1.2954亿入股沈阳添升通讯，持有98.5％的股权，股权置换后沈阳高开拥有相应的股权。 　　然而，这一说法令国开行不能容忍。国开行代理律师表示，沈阳添升通讯10台发电机组大约是30年前就开始启用的陈旧设备，目前能否正常使用都难以验证，因此实际价值几近为零。他的依据是沈阳天华评估事务所一份评估报告，报告中对10台发电机组评估检验，只是假设发电机组在能顺利安装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作出的评估值。 　　但沈阳高开律师反驳说，评估值已考虑设备陈旧，所以评估值只为原值的20％左右，并未高估价值。 　　同时，国开行还对沈阳高开置换回的7666万债权提出质疑。国开行表示，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早在2001年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这笔债权价值也为零。2001年到2002年，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曾将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公司推上法庭，东北输变电集团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被子公司托管。“根据沈阳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已经终结执行输变电集团财产，因为截止到2003年9月，输变电集团无财产可供执行。” 　　对国开行的这一说法，沈阳高开律师称：“以往没有财产供执行，并不代表现在没有财产用于偿还债务。” 　　国开行代理律师还表示，即使不考虑置换给沈阳高开的资产价值缩水情况下，交易亦不合理。“ST东北电将7666万债权和约460万的利息，再加上价值达约1.3亿的股权，合计ST东北电支付价值也只有2亿多。但沈阳高开支付的交易价值却高达近3.8亿，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他说。 　　而ST东北电代理律师称双方交易自愿进行，公平合理，并不存在任何一方交易中利益受损的现象。 　　争议还集中在沈阳高开与ST东北电交易的合法性上。 　　沈阳高开在如此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额的股权投资，国开行对其动机提出质疑。 　　国开行坚持认为沈阳高开在一个月之内累计向外投资3.8亿，已大大超出沈阳高开2003年底的净资产，违反公司法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沈阳高开2003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显示，其净资产为3.35亿元。 　　“虽然，对外投资3.8亿，但沈阳高开资产为13亿多，只是资产比例小部分，并未转移优质资产，”沈阳高开律师称，“同时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对外投资不受公司法50％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可以达到70％。” 　　但国开行同样不同意这一说法，“即使可以达到净资产的70％，沈阳高开也超过了这一比例，达到110％以上。” 　　“这起股权置换显然受人操纵，”国开行律师坚定地认为，“沈阳万里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和新东北电力（沈阳）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沈阳高开和ST东北电。沈阳高开和ST东北电之间的股权置换实为关联交易，通过交易悬空银行债权，只为双方共同控制人的利益。” 　　ST东北电的幕后 　　ST东北电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系列股权收购，ST东北电再次被推上前台。拨开看似繁琐的股权变更迷雾之后，ST东北电也许仅仅是舞台表演者而已，其幕后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利益链条。 　　2002年2月28日，ST东北电2.6亿法人股被冻结进行拍卖，沈阳沈港实业公司以每股0.13元价格拍得2.3亿股，其余被沈阳新泰盛达设备有限公司拍得。 　　而沈阳沈港实业公司是沈阳市政府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沈港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东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2002年2月8日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其中，沈港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600万元，持股60％。 　　知情人士表示，沈阳沈港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志为斡旋这笔交易，功不可没。他同样是沈阳沈港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沈阳沈港实业有限公司取得ST东北电23000万股国有法人股，持股比例2.34％，成为ST东北电单一最大股东。 　　沈阳沈港实业公司入主ST东北电之后，将ST东北电下属公司沈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出售给东北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拿回现金1.5亿元。ST东北电暂时度过清盘危机，不过ST东北电在股市表现仍不如人意，迫切需要注入更为优良的资产。 　　随后ST东北电大股东再次经过一系列变迁，更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和公司名称变更之后，目前ST东北电单一最大股东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演化为：新东北电气（沈阳）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9.63％，自然人股东田莉持股32.59％，深圳东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7.78％。 　　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田莉，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新东北电气（沈阳）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田莉。 　　工商资料显示，新东北电气（沈阳）发展有限公司，田莉持股37.14％，徐明持股62.38％，辽宁新泰电气设备经销有限公司持股0.48％。 　　田莉究竟是谁？徐明又是谁呢？ --------------- 第26节“偷天陷阱”(4) --------------- 　　工商登记显示，田莉，1963年出生，1996年前任职东北制药集团，1996至2002年任沈阳沈港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2002年至今任沈阳沈港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明，女，其他资料不详。 　　围绕ST东北电建立起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股权结构体系，最终是否将两个自然人股东推向前台，成为ST东北电的实际控制者？而大量由银行贷款形成的国有资产是否被幕后的公司和个人占有？ 　　这一切还是一个谜。 　　记者／李振华北京报道 --------------- 第27节河南对外劳工(1) --------------- 　　河南对外劳工输出利益链调查 　　23岁的河南青年袁文龙从多巴哥岛（位于南美洲，隶属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回到郑州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出国挣美金”的美梦到近9个月的“奴隶生涯”，袁文龙如今落下了后遗症，睡觉时常遭梦魇，歇斯底里的“救命”声呼彻深夜。 　　袁文龙的海外“奴隶”生涯 　　2003年9月下旬，当地电视台发布了外派海员的招工广告，每月工资140美金，报名时须交2900元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要去挣美金，要坐几天的飞机到多巴哥去淘金！”袁文龙当时兴奋得像做了美梦，借来3000元钱与南阳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国际公司”）签订了4年的劳务合同。 　　经过20天的“体能训练”，袁文龙等10人于2003年10月份被南阳国际公司输出送到多巴哥岛做船员。 　　然而，美梦转眼成噩梦。 　　袁文龙哭着向记者介绍：“到多巴哥后，船长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伙食也特别差。”不仅如此，被打也成为家常便饭，“船长总是手执方木或钢管，看谁不顺眼当头就是一闷棍，那条船上除大副外，每天至少有两人挨船长打。” 　　在向记者介绍自己被铁链捆打的经历时，袁文龙哭声骤然加剧。2004年4月份的一天，船上的一个同伴因为钓鱼时打瞌睡被船长打得遍体鳞伤。袁和几个河南老乡忍不住向船长提出抗议：“我们不干了，送我们回国！”船长向其他船只发出信号，没多久5艘渔船会聚而来，10余名罢工者便被分散到几艘渔船上分别受罚。 　　船长认定袁文龙是带头罢工的，当时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船上打，并被扒掉衣服像拴狗一样被用铁链套住脖子锁在船上，活活锁了两天一夜。船上一名同乡偷偷地拍下了袁文龙受虐的照片。在顽强抗争下，当地时间6月26日，袁文龙归国并随后向媒体反映了情况。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袁文龙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特例。在郑州市北郊107国道旁的一个被称之为“受辱训练营”的外派劳务人员训练基地，将要出国的劳工在这里接受“上岗前培训”，培训的科目不是外语，也不是工作技能，而是挨打、烧胡子、吃屎、舔痰、学狗爬等各种污辱性训练。 　　黑幕后的利益链 　　南阳国际公司系南阳市商务局（原外贸局）下属企业。当记者就袁文龙被打事件采访该公司顾问宋玉民（南阳市商务局原副局长）时，宋称：“矛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街上还常有打架的呢。” 　　河南省商务厅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对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深感震惊。该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副处长王苏说，他们已经责成南阳国际公司进行自我检查，并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当记者提及“受辱训练营”的情况时，王苏强调说渔工们的工作强度很大，出国前必须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否则难以适应船上生活，而培训人员受到毒打和人格侮辱时，应通过法律渠道进行解决。 　　王还对记者说，劳务输出使许多人过上了富裕生活，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情只是个别的，仅是发展中的不和谐现象。 　　而宋玉民则坚持：“南阳国际公司是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设立的，其向海外输送多种务工人员是合法的。” 　　但是这些形式上合法的劳务输出公司都是在合法经营吗？袁文龙一直有一个疑问：一个和他同船的江苏渔工每个月能领到300多美元，自己却只能领140美元。 　　记者从商务部的官方网站上查到这样一条信息：1998年7月17日，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就下发了通知，通知要求输出远洋渔轮普通渔工劳务工资严格执行每人每月360美元的最低限价。但调查发现，河南省的很多渔工得到的工资普遍在最低工资标准的50％以下。 　　一名渔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为他进行培训的公司平均每个月都会派出200名左右的渔工到海外从事捕捞工作，给这些渔工开出的工资也就是每月140美元，保守估计，除去一些少量相关的花费外，公司每月从每个渔工身上的获利不会低于200美元，再加上招工时收取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等，所获利润之巨可想而知。 　　除了应得的工资被大幅度克扣外，劳工们还被非法收取所谓的“履约保证金”。 　　在袁文龙和南阳国际公司的合同中有这样的内容：甲方（指南阳国际公司）和国外公司负责督促雇主将乙方（指袁文龙）月薪（即140美元）中的50美元在船靠港时发给乙方，余下的90美元作为履约保证金，由甲方在银行将款项依雇主汇款时间依次存入，待乙方完成任务回国、外方确认属正常回国后支付给乙方。 　　外派渔工几乎都是这样领取工资的。这就是要保证外派渔工能够如期完成三年或四年的合同期限，一旦中途回国，不管是受不了毒打虐待、有病受伤，还是船方的原因，都会被视为违约，“履约保证金”也就会被扣除。 　　而在2003年10月29日，财政部、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取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通知，改为由外派劳务人员投保“履约保证保险”。 --------------- 第27节河南对外劳工(2) --------------- 　　记者调查了解到，直到目前，一些对外劳务输出公司收取履约保证金的现象继续存在。在这一违规经营赚取巨额利润的链条上，地方政府的某些管理部门也伸手从中“分一杯羹”。 　　河南省社旗县的出国务工农民王东晓向记者反映，一些地方负责起协调作用的部门每个月也会从这些外派渔工身上获得一定的“报酬”，比如他所报名的县外经委就从每个渔工的月工资中得到20美元的回扣。 　　河南省息县的投诉人张新功也告诉记者，该县有关部门经常派专门的人到农村去招渔工，并从中提成。 　　特约记者／白润岱见习记者／谭野郑州报道 --------------- 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1) --------------- 　　珠三角“民工荒”：这个夏天有点冷 　　“一年前，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还卖门票呢，一张十元，就那样，还是人满为患，现在我们取消了门票，人却只见减少。”民工短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来概括，其真正的原因应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发生着产业梯度转移。 　　江西人洪日清是东莞一家大型劳动力市场的经理。2004年7月26日的早上，他有些百无聊赖，因为偌大的劳力市场里只有三四十个求职者，十几个工作人员显得无所事事。据刚拿到助理就业辅导师资格证的洪日清说，这种状态从春节就开始了，“一年前，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还卖门票呢，一张十元，就那样，还是人满为患，现在我们取消了门票，人却只见减少”。 　　与此同时，来自河南信阳23岁的叶继远坐在市场的一角，漫无目的地在一张传单上写写划划。他三个月前从东莞一家台资制鞋厂出来，“我一来东莞就在那家厂干，一做就是几年。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每月能净赚600元，每天平均加班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就行了”。 　　“民工荒”真的到来了吗？ 　　尽管东莞市中心人才市场开办的初衷是面向中专以上求职者，但两年前便开始响应市里的号召，主动揽起了普工的中介业务。 　　该中心批量安置服务中心的经理王林有着与洪日清相同的感受，“从今年起，普工是比以前难招了”。而医生出身的中心高级经理乐文则冷静地做了估算：“我们这里中高级工人一般供求比能达到8∶10，而普工现在只能做到7∶10。” 　　如果说中介是劳动力市场上最敏感的末梢神经，那用人单位则应是感受最直接的受损器官，但面对是否真正缺工的问题时，不同企业却莫衷一是。 　　东莞石碣镇有一家著名台资电子厂，其之所以著名，原因有二：一是在当地众多的电子厂家中，该厂的环境最为宜人，绿草如茵，厂房亮丽，规模庞大；但第二个原因则有些令人齿冷，据当地一位劳动局干部介绍，该厂员工工资长期低于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更有其同行直指该厂“简直是破坏了规矩，使普工一听到石碣的电子厂打工，掉头便走。搞得我们也跟着受影响”。 　　该厂的人力资源干部绝口否认其面临普工短缺，并拒绝了记者到厂采访的要求。据曾在该厂工作的贵州籍女工江小川介绍，她们在厂里平均工资只有三四百元，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加班费每小时才2元，一加就是三四个小时，根本吃不消”。 　　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镇级劳动部门已多次前往该厂调查，要求该厂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的劳动保护法规，但该厂每次均以利薄本大为由拒绝改正，“这种事你让镇一级干部能怎么样，总不能为这事把人家得罪走吧”。 　　而石碣镇一位职业中介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有一个黑名单，凡是那些待遇不好的工厂都榜上有名，“我们尽量不向求职者推荐这些厂，因为有八成的求职者在他们那里干不到一个月就得走，我们也要跟着被骂成骗子。我们能做的只是免费替他们发信息”。据说这家厂因为招不到人，已经停止了原定的新线上马。 　　与之相反，飞人乔丹专程拜访的东莞裕元，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企业，依其在当地劳动部门登记情况看，该公司在东莞有十几家分厂，员工4万余人。由于该厂平均工资扣除住宿费、生活费后，可达600以上，且严格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相对不错的待遇使他们对“民工荒”的感受并不强烈。 　　“民工荒”真的到来了吗？ 　　有媒体曾报道有的地方因“民工荒”而导致用工单位提高待遇，但在东莞诸镇，记者并没有发现此类现象。诸多招普工的信息如出一辙：月工资420～450元，加班男工每小时2元、女工1.2元。“这条件和我三年前来时没啥区别。”叶继远说。 　　洪日清分析到：“这是因为，民工短缺根本还没有到‘荒’的地步，很简单，为啥企业在待遇上还是按兵不动？是因为还没急到那个地步。” 　　女普工短缺 　　针对东莞普工缺口达200万人的报道，东莞市劳动局长莫海明在各种场合忙不迭地辟谣。他承认“自去年‘非典’以来，东莞普通工人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尤其是今年春节后缺工达到20万人，超过往年15万人左右的数量。严重缺工的行业集中在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 　　但他也认为“目前东莞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60万人，未签合同的流动劳工估计有400万左右，一个地区的劳工缺口或盈余在劳工总数的5％左右是正常的，所以东莞目前缺工20万属于劳工的合理流动范围”。 　　而广东省劳动厅办公室主任张祥则担心“珠三角劳工充足，并不存在招不到工的情况。倘若外地民工信以为真，大量涌入广东，那才真的是大问题呢”。 　　无论是洪日清还是乐文都认为，将普工短缺称之为“荒”有些言过其实，“很简单，你去看看那些用人单位的要求，都是要求女工。真是要逼急了，只要把条件改成男、女都招，我保证所谓的‘民工荒’立刻消失。”洪日清自信地说。乐文也表示赞同“我们普工缺口90％是女工”。 --------------- 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2) --------------- 　　与两人的断言相呼应的是，“欢迎女工前来求职”的横幅在东莞各镇四处可见。为寻工已走遍了东莞各镇的叶继远也告诉记者，“他们（招工单位）只要女的，说男的不好管”。 　　私企面临“工荒” 　　新华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调查，由于珠三角特有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女性已占到劳动力总数的68％。至于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把工作交由女孩子做，或许正如叶继远所说那样“女孩子好管”。但“好管”背后意味着更多的委屈和更低的成本。 　　叶继远以自己曾工作的某厂为例向记者算了笔账，他所在的厂，男女比例高达1∶9，工资由于工种不同，男工略高于女工，一个普通女工每周工作满60小时（含加班）的话，能拿到700元左右，但每月要扣掉住宿费、餐费约12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实得近600元。但“如果没有订单，那就要少得多了，才二三百元，其实每天加一两个小时，那些女孩子们还是愿意的，出来就是赚钱的嘛。” 　　南华工商学院易江教授对珠三角约5000名女工做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是：有15.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1小时以上；有22.3％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两小时以上；还有13.1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3小时以上；甚至还有7.8％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4小时以上。女职工月平均收入为876.95元，其中有2.1％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300元以下；有39.35％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700元以下。调查显示，女工月平均基本生活费用在300元以下的有28％、　301～400元的有16.8％、　401～500元的有12.5％、　501～600元的有15.4％、600元以上的有20.9％。 　　谭深曾长期调查珠三角女工生存状态，她认为，大多数地方基层政府真正关心的是当地社区建设和居民福利，同时政府和当地人也清楚投资者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越是基层的政府，这种利益关系越明显。虽然他们比政策制订者更早地意识到当地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工，他们几乎都说过：“没有外来工，就没有我们经济发展的今天！”但是外来工毕竟是外乡人，当地政府对于他们没有责任，当外来工与企业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倾向于企业一方。 　　谭深发现，在各种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中，组织者很少是女工，女工们虽然有强烈的不满，但是以忍气吞声为主，即所谓“老实”、“听话”，“这也是外资老板愿意雇用女工的原因之一”。 　　即便比男工更能容忍恶劣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女工们愿意继续容忍下去。 　　“东莞，凭什么” 　　江西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洪日清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将工厂女性普工总量减少的原因做了归纳。 　　首先，珠三角制造业已发展了近20年，许多原先的小镇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城市化，服务行业已渐成新的容纳劳动力的庞大蓄水池。而且相对于男工，女普工受传统及自身生理的影响，工作年龄段会更短一些。 　　其次，便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东莞20年来生活消费指数上涨了不少，但外来工工资却停滞不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于是许多劳务输出省出现了严重分流。 　　洪本人15年前便开始从江西吉安组织劳务输出至东莞，在鼎盛时期，洪仅在吉安地区便有针对东莞招工网点近百个，但现在许多点一年连一个人也招不到，“人都就近打工去了”。 　　这种趋势不仅江西独有，有数据显示，四川全省每年有700多万人出省打工，广东占了近一半，但在2004年新增的80万民工中，流向广东的仅有5万人，远远低于现有在粤川籍民工的比例。 　　有专家指出，民工短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来概括，其真正的原因应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发生着的产业梯度转移。由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加之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就业。而珠三角现有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成本的低廉本身就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最有力工具，要求厂家基本遵守劳动法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指望进一步提高工资并不现实。 　　以东莞裕元为例，2003年5月，这家世界鞋业巨无霸宣布与人联手在江西赣州投资9亿元建设新工业区，其目标为年产值60亿，用工6万人。而据一份台商内部报告显示，该厂工人月均工资为850元，据赣州统计局2003年6月数据，同等工种在赣州月均工资不足500元，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可节省2亿5千万。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双东莞生产的能在美国卖到100美金的名牌运动鞋，其出厂价也不过15美金左右，其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约为1～1.5美金，而一双鞋的厂家利润也只有5元人民币左右。“赚的就是个人工钱。”加之近些年来，泛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些企业纷纷涌向内地便不足为奇。 　　于是，随着珠三角产业梯度的不断向内地转移，大量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工作，于是那些困守珠三角的厂家便感到劳动力分流后的青黄不接。 --------------- 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3) --------------- 　　《东莞，凭什么》一书的作者、财经作家樊荣强断言：“就珠三角而言，产业升级已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珠三角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中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测评部的熊国兵经理举了一个例子，“广东从来就不会真正地缺普工，每天火车站上满满的都是来这里打工的人，现在这种现象不过是暂时的。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东莞、顺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深圳、广州这些已经初步完成产业升级的地区，从来就没出现过普工荒，他们真正缺少的是技术工人，富士康请我们帮他们招中技以上的工人，一招就是五千，我觉得这才是广东真正的‘荒’”。 　　樊荣强则认为，在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制度改革明显滞后，民工一直不能确立其独立的产业工人身份，因此，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处于一种不被珠三角的工业文明、社会格局接受的状态，他们始终是无组织的、分散的、低层次的、弱势的、缺少更完善的产业技能培训的人群。于是，当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需要迈向更高层次，需要升级与转型的时候，周围看似有大量的民工，但他们根本不能配合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所谓“民工荒”的错位与错觉。 　　“整体上来讲，珠三角不缺民工，而是缺掌握熟练技术的民工，缺产业工人，说到底，我们缺的是实现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化的制度。”樊荣强说。 　　2004年8月2日，叶继远打电话告诉记者：“我还是找不到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进建筑队了。” 　　记者／王晓林东莞报道 --------------- 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1) --------------- 　　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这里也是明代宰相杨廷和、清代思想家费密、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2002年第一天，它结束了约1800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 　　记者在对新都区长达半年的关注之后，最近一个月，又七赴新都采访调查，深入到农村、城区、基层官员、普通市民、学生以及直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渐清晰。而在其背后，区委书记李仲彬则始终以低调处事，婉拒记者的专访。 　　在一次次的交涉沟通中，李仲彬终于答应深谈，而在此之前，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略约知道这个改革推行者的丰富故事，接下来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证。 　　与一些媒体曾爆炒过的长治、宿迁相比，新都无疑正进行着一场对制度有着贡献的实验。虽有人说，这场实验还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区委乃至更高层在推动着……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李仲彬，正是这样的例子。 　　在争议背后 　　新都区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完毕，“直选书记”刘刚毅事后总结了竞选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认识、责任、监督和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刘刚毅坦承“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同样参加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新民镇副镇长谭小琳，虽然是带着“试一试”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参加竞选的，最终竞选失败，但她事后还是分析了落选因素。 　　实地调查时间不够，谭小琳认为这导致准备不充分——从报名到竞职演讲，前后仅3天，其中实地调查2天，集中询问半天，其余时间是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调查。 　　演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演讲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议，可否在演讲之前，加一些其他综合测试；另外作为女性，谭小琳认为被男性认同、被社会承认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她观察到，到会参加投票的党员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注定这是一次艰辛又痛苦的实验。”李仲彬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因为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裹胁在新都这么多年来的基层民主推进的全过程中。 　　因为直选，新都一位中学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过写信、发电子邮件批评指责他的，更是家常便饭——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层干部便给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诗：“仲彬书记讲得好，落到实处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现在培养得还不错，他坚信“新都模式”两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广，那有啥意义？有些东西搞科研可以，但我们不能搞科研啊”。 　　这让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岁末进行的一场秘密试验：直选乡长。 　　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王怡观察到，“直选乡长”谭晓秋——也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中的人选。但由于直选突破了现有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长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这也直接致使了那场实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谭任期届满，步云采取“变通办法”又进行了第二次“直选”：地方政府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 　　结果，如第一次直选，谭晓秋再次成为乡长。但有谁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谭——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所承受的超重负荷。 　　由于并不存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性，王怡注意到，作为“不合法”直选试验产物的谭，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更使谭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可能。 　　最近几年来，谭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谭——成了整个遂宁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直选虽然在新都成了一种流行和必须，但步云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新都也同样存在。 　　现象与本质 　　应新都区政协主席罗时武邀请，2004年4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曾撰文指出：在新都领导干部目前不可能全部实行直选，这就必须有干部的正常交流和调配。 　　而由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直选出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提拔、交流和调配又如何处理呢？ 　　谭晓秋两次竞选成功，除他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外，据学者调查，另一个原因是步云乡近几年搞基础建设“负债累累”，有人表示，谭晓秋走了，那谁愿意来承担债务？ --------------- 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2) --------------- 　　针对新都实验，木兰镇前党委书记黄建华认为，现任书记基础好威信高，领导放心群众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为直选也易造成问题：该调走的调不了，该进的进不去。 　　不仅如此，新都的直选实验还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镇党委书记实行“公推直选”，乡镇的其他班子成员怎么产生？如果采取组织任命，党委书记和其他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如果也采取直选，其他成员又对谁负责？ 　　吴斌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得民心，直选出来的党委书记在个别地方可能会对下负责多、对上负责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党章》、《选举工作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等党内规章对于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选举、领导干部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使得直选受到较大的限制。吴斌认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推直选”，还需要得到制度上的配套支持。 　　再则，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老党员比例较大，而老党员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又在逐渐弱化，他们的代表性、先进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今天已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以记者曾调查过的木兰镇为例，共有党员785人，平均年龄54.2岁。其中55岁以上的有405人，60岁以上的278人；从学历构成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竟高达701人。 　　除此之外，直选必然带来自我宣传、拉选票、贿选等的界定和区分，必然要对参选者进行监督和约束——但在这方面，吴斌认为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有些问题李仲彬看得很明白，有些问题似乎他并不急着解决。 　　对于直选干部的交流、调配，他的解决思路是，直选干部原则上只干一届，干得好的就由区委直接上调；没能上调的，则继续参加下一届的“公推直选”。 　　只要不许诺、不搞贿选等，在村支书直选中怎么拉选票，他表示“都认同”。 　　铺垫的代价 　　事实上，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党内选举制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要在选举制度上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要在县以上的党内选举上进行重大改革，显然，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实践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要把“新都模式”在短时间内复制并推广开来，目前条件似乎也并未完全具备。因为各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党员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还参差不齐…… 　　在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时，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党员出席率，公推直选的整个过程光会务补助费就花了1万多元，由木兰镇入不敷出的财政支出。 　　比如到会的农民党员根据签字，每人发10元的误工费。而在镇政府黑板报上，记者看到上一年1～10月木兰镇的财政收入只有320万元，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345万元。 　　但另外一方面，新都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血液更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加速作用。 　　因为参加直选有“门槛”设置，第一必须是党员，第二年龄和文化上都有具体要求，可以说，新都的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领头人，进行了一次悄无声息的结构“换代”。 　　而且据记者了解，在新都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尤其是年轻人变多了，更踊跃了。 　　“刚开始，也有人怀疑我们在作秀”，李仲彬告诉记者，“现在你看看，一个村支书直选最多有7人参加竞争，这个场面很激烈啊，根本用不着动员”。 　　296个村支书直选完毕，有一个直选村支书最近因为没有兑现选前承诺——公开财务，党员们正在联名要求罢免他。据了解，全区村里的党员大会、支部大会现在也是经常开了。 　　直选村支书，李仲彬认为主要就是解决了村务、财务公开和干部腐败、工作作风问题；中小学校长直选主要解决了教育腐败，“通过直选，有很多层面上的东西可以迎刃而解”。 　　7月准备召开的干部民主测评与上年8月的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据透露，今年除“好”、“中”、“差”三个选项外，还增加了“弃权”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如果“弃权”票多了，李仲彬认为这就说明干部还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上年8月干部民主测评，李仲彬的“作风民主”项得票最差，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弃权”项，而规定是——每张测评票必须要打1个以上的“差”，否则视为废票。 　　那新都为什么要先进行村支书而不是村主任的直选呢？一名官员告诉记者，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共产党领导和党组织建设，“接下来，区委可能会鼓励村支书兼任村主任”。 　　如果李仲彬离开新都，“阳光政府”这些做法还能行得通吗？继任者会不会“开倒车”？ 　　李仲彬似乎信心十足，他认为群众拥护不拥护，是一件事是否能做长远的关键。应该说，建立“阳光政府”已在新都区形成了一种氛围，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种认可的具体表现是：只要局长、镇长们稍有超越权利或做了不公正、不公开、不公平的事情，就会有群众站出来说，你这个不符合“阳光政府”的做法。 --------------- 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3) --------------- 　　有一次李仲彬下乡去一个小学考察，刚进校门，学生们就叫了起来，“李仲彬来了，李仲彬来了”。“他们没叫我李书记，这是一种进步啊”，李仲彬平静地告诉记者。 　　记者／何忠平康庄成都报道 --------------- 第30节暗查小灵通(1) --------------- 　　目前，几乎全国的小灵通都采用了包月套餐或低于固定电话的资费标准。在天津，小灵通用户50元可包打2000分钟本地电话；浙江小灵通用户12元可打70元本地电话；湖南小灵通用户49元可包打300元本地电话…… 　　2004年5月18日，北京当代商城五楼的小灵通专柜前依旧人来人往。一位销售人员说，来这里选购小灵通的用户十有八九是冲着70元的包月来的，“尽管现在包月小灵通的选号费已经上涨到780元／台，但仍然供不应求”。 　　第二天，5月19日，北京市包月小灵通正式停售。 　　此次停售曾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一些观察人士怀疑北京通信可能受到了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力。但北京通信随后的解释打消了外界的这种疑虑。该公司的一位人士称，由于一些包月小灵通被非法用于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亭，导致这部分小灵通的实际月话费大多接近万元。透支压力之下，公司不得不暂停该项业务。 　　小灵通被当作公话，充其量只是中国电信和网通的“内讧”，而随着用户的增加和资费的不断下调，电信和网通感受最多的却是来自传统移动运营商阵营的指责。 　　一家移动运营商甚至不惜耗费巨资针对小灵通专门做了一次调查，相关报告结论是，“现在小灵通的资费已经对移动电话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且严重冲击了现有移动通信业务的完整资费体系”。 　　与此同时，该报告还语气咄咄地向监管层发问：在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和系统升级不断完备的情况下，小灵通是否还应该被视为一个基于固定网络的无线市话系统，其资费到底该如何监管？ 　　每分钟两分钱的移动电话 　　中国最大的PHS系统供应商UT斯达康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5月，国内两大固话运营商所拥有的小灵通用户总数已经超过5000万，其中中国电信约3300万户，网通1712万户。这一数据在2003年年底不过3000万，而2002年底之前，这个数字只有1200万。 　　移动运营商们抱怨的是，电信和网通在发展小灵通用户时，所采取的激进的资费定价和不惜成本的优惠方式。 　　该调查显示，目前，几乎全国的小灵通都采用了包月套餐或低于固定电话的资费标准，而没有按照信息产业部规定的资费标准执行。比如，在北京、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湖北、广东等地，小灵通普遍推广40～70元／月的包月套餐，包打本地电话，天津小灵通用户50元可包打2000分钟本地电话，浙江小灵通用户12元可打70元本地电话，湖南小灵通用户49元可包打300元本地电话。各类套餐的通话资费标准折算下来，仅为0.02～0.06元／分钟，已经远远低于当地固定电话的资费。 　　调查报告同时提及，一些地方移动运营商反映，当地的固话运营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推出“游子归家”、“灵通伴侣”、“灵通秘书”等新业务，拦截移动运营商来话，分流话务量。“同时，小灵通还利用业务交叉补贴进行发展。如北京的包月套餐中就不包括拨打其他电信企业的IP接入号码，造成使用北京通信的IP电话卡时免收本地电话费的事实，严重影响了IP电话业务的公平竞争。”此外，该报告称，全国绝大部分省的固话运营商都推出了预存一定话费送手机和“一元购机”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显示，小灵通直接或变相开通了信息产业部严格禁止的漫游或变相漫游功能，使其变成了实质意义的移动电话，目前已波及20余省；另外，在信息产业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固网运营商仍在个别省份发展CDMA制式的小灵通。 　　不对等结算？ 　　最让移动运营商们恼火的是，随着小灵通用户的不断增长，其交付给固网运营商的网间结算费用也逐年升高。 　　网间结算费是指一家电信公司补偿另一家电信公司为其每次跨网呼叫提供的各种互联服务的费用。当跨网呼叫发生时，无论是固网主叫，还是移动网主叫，都要占用对方的网络资源，因此都应该支付对方一定的成本，不能因为是单向还是双向收费而一方主叫时结算，另一方主叫时不结算。 　　但我国现行的不对等网间结算政策，是以资费为基础、在原中国电信垄断经营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以移动电话补贴市话的意味。 　　随着固定电话资费的调高和移动电话整体资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等的结算方式对移动运营商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根据现行的网间结算办法，移动电话主叫固定电话，移动运营商要支付给固网0.06元／分钟的结算费，而固定电话主叫移动电话，则互不结算。中移动一位人士称，固定网和移动网之间的单向结算政策，实际上是让固网运营商在获取超额利润，而移动网却相应支付了不应该支付的成本。 　　对此，中国电信市场部的一位技术人员认为，虽然固定电话主叫移动电话时不向对方进行结算，但由于移动电话是双向收费，因此不存在移动运营商反而吃亏的说法。 　　不过，联通和移动用于网间结算的费用增多倒是不争的事实。年报显示，中国联通网间结算支出逐年高涨，其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连续3年来，中国联通的网间结算支出年均增长85％以上，而同期业务收入的增长仅30％～40％。2003年，联通网间结算支出创记录地达到61.9亿元，占公司收入接近10％，而2001年这一支出才20亿元。中移动2003年用于网间结算的费用也高达128亿元。 --------------- 第30节暗查小灵通(2) --------------- 　　多数移动运营商的管理人士倾向于这一观点，固网运营商之所以敢以各种包月套餐低价发展小灵通业务，就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等的结算政策。小灵通作为变相移动通信业务，已经拥有超过5000万用户，既不与固网结算，也不与移动运营商结算，形成了价格优势。联通的一位人士苦笑道：“依靠结算费用来养活自己，并抢占别人的市场，恐怕也就中国的固话运营商能做到这点了。” 　　2004年1月1日，原本互不结算的移动网间已经开始按照0.06元／分钟的标准双向对等结算。 　　4张移动牌照与第三大移动网络？ 　　有移动运营商认为，既然小灵通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联通CDMA网络用户数量，且具备漫游功能，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移动网络，那么就应该按更严格的标准对其资费和结算方式进行监管。 　　但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的一位官员称，由于小灵通一直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并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哪类电信业务，加上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对固网成本进行核算，各地方通信管理局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基本是按固话来管理。清算司资费检查处的一位人士说，监管部门已经收到其他运营商对小灵通资费的投诉，也对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但他拒绝透露有哪些运营商因此而受到处罚。 　　固网运营商坚持认为小灵通应当按固话来定义。“除去基站外，小灵通基本上全部使用的是固网系统。而且中国电信小灵通的本地包月业务都是报当地通信管理局批准的，其包月收费是按话务量的均值来计算的，不存在低于成本价格的说法。”中国电信的那位技术人员解释。 　　不过，小灵通的迅猛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移动运营商的降价。 　　根据中银国际的分析报告显示，小灵通的发展明显减缓了流向移动网络的用户，并帮助中国电信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增长。2003年，中国电信新增用户的55％来自小灵通，其中上半年占41％，下半年占64％，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由于很多用户选择使用“固定电话＋小灵通”的消费方式，用户并不愿意使用小灵通来替换固定电话，因此当用户有了两种通话手段时，即使他用于通信的时间在增加，也很难再更多使用其他运营商的移动网络了。 　　为应付小灵通的冲击，中国移动和联通都采取了大幅度的优惠措施。过度竞争的结果，导致中移动2003年的ARPU值下降至102元，联通的GSM用户全年网络离网率则高达29.1％。以至有中移动小股东在股东会上质疑，ARPU不足100元的用户是否还继续值得去提供服务。 　　投资银行高盛一位负责电信业务的资深人士认为，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4张移动牌照并存，可能减缓3G牌照发放对移动和联通的冲击。但短期内小灵通还将给移动和联通的定价带来强大的压力，加上中电信的派息率较高，因此多数投资者仍看好中电信的成长空间。 　　随着3G牌照发放的接近，固网运营商已开始削减对小灵通的投资。来自北京通信的消息显示，该公司今年已不再新建小灵通基站，负责小灵通业务的“5.17”工作组也准备撤销，改而准备3G业务的开展。 　　但问题是，如果目前不解决小灵通资费和结算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在发放3G牌照后，将面临更多的难题。 　　记者／欧阳长征北京报道 --------------- 第31节为何难成慈善家(1) --------------- 　　谁阻碍了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 　　当仅通过税收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需要在自愿性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市场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就没有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2004年2月11日，北京长安街南，二龙路附近的一处老胡同。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范宝俊和徐永光，正在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发展第三部门、推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提案，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两位委员要联名提交。 　　范宝俊，前民政部副部长，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徐永光，前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内最知名慈善品牌中国青基会的创始人。 　　同样这一天，长安街北。穷各界数年之功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被喻为第三次分配之主要“组织法”的法规草案，提交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当天，《条例》经过常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不日，将对外公布。 　　这一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 　　何谓“第三次分配”？范宝俊、徐永光两位政协委员如此阐述：社会分配机制有三重，其一是在市场机制上的首次分配，企业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其二是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实施的第二次分配；其三，当仅通过税收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需要在自愿性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市场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富人与第三次分配 　　根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0.4之安全指标。换言之，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了。 　　贫富差距非中国独有。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说，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 　　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中国，以青基会为例，希望工程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这种慈善机制，在中国，也可以发挥济贫济弱、缓解矛盾的效应。 　　然而，这种机制在中国，还远没有得到利用。当国内还在津津乐道于种种富豪财富排行榜时，《商业周刊》对美国的慈善富豪排名已经进行2年了。 　　富人的钱袋子 　　当国内富豪榜频频赢得喝彩之后，国内为数不多的慈善组织也注意到他们。但是，几年来，在收到的捐赠名单中，往往难觅这类富人身影。 　　“国内福布斯富豪捐钱给基金会的事情，我这里可以肯定没有。”一大型基金会负责人说。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纪录。 　　一家有劝募资格的基金会负责人给记者讲述了他和一位中国福布斯富豪亲密接触的故事。2003年，经人介绍，他来到该企业在北京亚运村的办事处——该企业是资本市场颇有声名的机构，其董事长每年上榜，尽管每年新人辈出，但其位次也从未跌落出前5名。 　　当时，一位副董事长接待了他，话说得很客气，但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之后再联系，也没有了下文，几经尝试，基金会最终放弃了向这家企业劝募的打算。 　　据介绍，还有一些曾被广为宣传过的某些企业捐助，却经常发展成让各个基金会难于处理的呆账。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捐赠仅到账20万，余下的80万，演变成“收账”马拉松。该基金会曾考虑过采取法律途径，但这类案件在该基金会历史上太多，法律手段的成本和人力，基金会很难负担。 　　根据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不过，也有“另类”。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位居第27位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杀前的2001年至2002年间，向山西慈善总会陆续捐款逾800万元；李书福的吉利集团，2002年8月，向台州市慈善总会捐款200万元。 　　而另一位并不太知名的浙江企业家林圣雄，长年向慈善公益组织捐赠，细水长流，至今累计早已超过5000万元。如果按照即将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万元即可自行建会的规定，类似国外企业家的那种“林圣雄基金会”，已然可以成立了。 　　什么挡住了捐赠 --------------- 第31节为何难成慈善家(2) ---------------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估计，比较美国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分配6700亿美金、占到GDP　9％的资金规模，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 　　当前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基会，在政府背景、品牌效应等因素作用下，已经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6000万。另一家去年经过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筹款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000多万上升到6000万。其余的公益组织，维系困难。 　　尽管上述调查均选择某一个侧面，不具备充分概括的条件，但在记者对国内10家较大型的慈善基金组织和知名草根公益团体的调查中，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机构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来自于国际捐助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而在非官办的草根社团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00％。 　　一位资深人士说，如果考虑到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其在国内分公司或合资公司的账户进行捐赠，则这一比例实际上要超过80％。而国内部分企业的捐赠，多数是一次性的，而且还有很多是企业员工个人捐赠。 　　郑功成教授认为，相比国外的企业和富豪，国内富豪阶层群体形象不好，和没有合理的捐赠纪录很有关系。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并无免税待遇，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要发展民间组织。 　　范宝俊、徐永光身为最大官办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自然深谙体制之痛。他们对记者表示，我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为“官办”性质，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就没有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但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根据邓国胜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的草根公益组织，相当多的是工商注册登记，像廖晓义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而获得社团登记的，像梁启超后人梁从诫先生的自然之友，也是挂靠在了另一家官办协会下，才得以留存。 　　基于上述种种问题，在《基金会管理条例》即将出台，慈善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已到了转折点，范、徐此时执笔进言，希望能通过政协会议，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条例》的疑惑 　　即将公布的《条例》，是规范慈善公益分配的基础立法之一。 　　据专家介绍，其中的内容有着相当的进步。比如，对基金会行政开支的规定，解决了历年来的许多问题。过去的管理规定要求，慈善组织行政经费只能靠善款的银行利息，但是国内的善款很少是长期性基金，多数为一次性捐赠、临时存放的“待拨”善款，而银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这样的规定，越大的慈善机构亏损越厉害。 　　NGO信息咨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说，这次即将公布的《条例》，遵循了国际惯例，规定今后的基金会，可以在当年支出善款的总额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经费，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据资深人士介绍，这次立法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在对草案的几次修改中，关于私立基金会的设立有很多争议，尽管最后保留了“非公募基金会”设立权利，但最后提交国务院的版本上，仍然恢复了过去的规定，即要求这类基金会必须有一个官方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资深人士说，这就意味着，在这点上停步不前了。 　　根据记者了解的几个《条例》草案的版本，2003年7月和之前的一个版本上，并没有上述要求的条款。但之后11月份的版本，增加了这一要求。 　　知悉情况的人士说，关于这一条例的早先版本，民政部最初上交到国务院法制办后，没有通过。后来，在国务院法制办的主持下，民政部和法制办一起进行了修改。上述人士说，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规定，有可能让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成为一句空话。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